(二)
此時的霧都重慶成為大後方，現實生活交織著國共的合作與鬥爭。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宋慶齡在重慶重建保衛中國同盟，以繼續爭取國際對中國的援助。宋慶齡的革命行動得到周恩來和八路軍辦事處的支持。當宋慶齡得知愛潑斯坦已平安返回內地，十分高興歡迎他參加重建保盟工作。他仍作為保盟總部的中央委員，負責國際宣傳。
愛潑斯坦當時應聘作為美國聯合勞動新聞社記者住在兩河口的外國記者招待所，而宋慶齡後來剛巧也遷到兩河口新村宋子文撥給的住宅，兩處相距不遠，有利於兩人的聯系和合作。愛潑斯坦常到各地采訪，可為宋慶齡提供許多新鮮的信息，宋慶齡也時常向他通報情況。1942年10月中旬，宋慶齡在住所接待來自延安的代表聽取有關八路軍抗戰的情況介紹，就請愛潑斯坦參加。在重慶期間，宋慶齡有些重要文章通過愛潑斯坦發往國外，如1944年她寫的《致美國工人們》就是通過他在美國聯合勞工新聞社發表的。
在抗戰期間，愛潑斯坦記者生涯中一項重大的行動是參加中外記者團赴延安采訪。黨中央十分重視，認為這是打破國民黨新聞封鎖的歷史性的突破。加上美軍觀察團的來訪。當時延安的解放日報為此發表了經毛主席修改的社論，認為這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大事。”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親自接受記者來訪。由於黨中央很清楚宋慶齡及其保衛中國同盟在抗日戰爭中所作的貢獻，所以在愛潑斯坦訪問延安期間，周恩來於1944年7月15日在安排毛主席接見愛潑斯坦采訪之前，特意給毛主席寫信說：“愛潑斯坦今日來談，除答他所提問題外，還有保衛中國大同盟的援助，也請你向他提幾句，并托他致謝孫夫人及“中保”所有同人。如你能答應寫一信給孫夫人托他帶去，那就更好。”毛主席單獨會見愛潑斯坦，暢談了兩個多小時。最後毛主席贈送一張親筆簽名的石印畫像給他作紀念。
愛潑斯坦此次訪問延安是作為代表美國《聯合勞動新聞》，又兼任美國大報刊《時代》周刊和《紐約時報》的記者，但在延安各地“就像回到家裡一樣”興奮、親切。在三個月裡他不僅訪問了毛主席、朱德等領導人，還采訪了許多普通的戰士和農民。他此行可謂大豐收，向國外各大報刊，發表了30多篇稿子，向世界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他此行還帶回中共中央對宋慶齡的親切問候。宋慶齡對這次中外記者的延安之行也給予很高的評價，是年9月她在一封信中說：去延安訪問的記者們已經回來了，他們都為在那裡看到的偉大行動而熱情高漲，還有那裡豐衣足食和進行生產的情形。所以我們應該改變看法了。
1944年底，愛潑斯坦和夫人邱茉莉經印度、英國去美國。他們雖然離開中國，但沒有忘記宋慶齡的友誼和對中國革命的關注與支持。愛潑斯坦勤奮筆耕，用兩年多的時間於1947年寫出了《中國未完成的革命》，在美國出版後，又譯成其他外文，在外國發行。而後在1949年又出版了《中國勞工札記》一書。這些文稿和圖書對向世界介紹中國革命都起了積極作用。在美期間，他擔任《聯合勞動新聞》總編外，還積極參加美國進步團體“爭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的工作，反對美國幹涉中國內政，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後堅決主張美國承認中國。1949年10月，當他們喜獲新中國誕生的消息時，與朋友們歡欣鼓舞祝賀中國人民取得的偉大勝利。
(三)
神州大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了人民的新世紀。宋慶齡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之一以無比歡欣的心情投身於共和國的新建設事業。根據當時的國際鬥爭形勢，為突破西方的新聞封鎖，向世界傳播中國的真實情況，周恩來與宋慶齡商量，以她特殊的身份和豐富的國際宣傳經驗，出面創辦一份對外的英文刊物。宋慶齡也很樂意承擔此重任，為宣傳新中國作出新貢獻。為創辦綜合性的外文刊物，她約請專家學者如金仲華、陳翰笙，另外在國外，她想到30、40年代開展國際宣傳的密切合作者愛潑斯坦夫婦。於是1950年，她托赴美的朋友帶口信邀請他們盡快返回中國。
情系中國的愛潑斯坦十分高興得到這信息，與邱茉莉一起離開美國，經波蘭、印度輾轉於1951年春回到闊別數年，又久久思念的中國。他們到達北京，被周總理邀請至家中，共進晚餐。而後他們立即趕去上海，看望宋慶齡。久別重逢的老朋友，熱切交談著眼前的重任。8月，愛潑斯坦參加了宋慶齡主持的創刊籌備會議，商討了《中國建設》新刊的宗旨、方針及有關事項。
在新中國對外宣傳陣地上，宋慶齡與愛潑斯坦開始了新時期的長達30多年的密切合作。為了辦好這份新刊物，使其成長壯大，他們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愛潑斯坦作為刊物的執行編輯忠實地執行宋慶齡及編委會確定的辦刊方針。
宋慶齡作為國家領導人國務繁忙，但她經常關注雜志的方向、內容與出版質量，還不時審閱新出版的雜志并寫信給雜志領導和愛潑斯坦，談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宋慶齡所撰寫的重要文稿也經常請愛潑斯坦幫助提供資料，征求意見，修改潤色。如出訪國外的講稿，紀念孫中山的文稿。她在1966年2月的信中說：“請幫我一個大忙。我一直在用心寫為紀念孫中山的文章，但感到需要你的大力幫助。”他當然盡力相助。其成果就是宋慶齡在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大會上著名的演講稿。1961年11月，為慶祝《中國建設》創刊10周年，宋慶齡在起草《真實報道的傳統》一文時，給他寫信“請你作編輯加工并作必要修改。你從保盟通訊一創辦就擔任編輯，知道該加些什麼，該删些什麼，所以請放手做。”經他修改的文章，宋慶齡很滿意說：我覺得很精彩。1978年5月25日，愛潑斯坦幫助她完成一篇講話稿子後，她去信說：“我無法表達多麼激動，你的同志式幫助，為我准備那篇中國福利會40周年紀念的講話，它寫得非常精彩、全面。”這種合作直至晚年。她一直懷念在“文革”中被害的好友金仲華，晚年多病，只好請他幫忙起草文稿。他根據宋慶齡的意思起草的初稿，她也很滿意，認為很好，很及時。
在宋慶齡看來對她最了解的好友是愛潑斯坦，所以每當國外書刊出現一些對孫中山和她的歷史歪曲，她多請愛潑斯坦商量，如何予以澄清。1980年9月17日，為了駁斥國外關於她與孫中山結婚的誣蔑謠言，她給愛潑斯坦寫信：我希望你作為不斷給我幫助的長期的親密朋友，又在文化界有名望，能慨允為我擔起寫這封重要信件的任務。她在信中詳述了結婚的真實歷史，希望還我公正，糾正那種令人厭惡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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