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20日電／政論家南方朔今天在香港媒體撰文說，上星期，美國時間10月15日，台灣企業家王永慶逝世，消息傳到台灣已是16日午後。而就在16日當天，台北“最高檢察署”特偵組決定於17日搜查3家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元大金”、“中信金”、“開發金”。過去10年在台灣金融界叱吒風雲的“兆豐金”前董事長鄭深池，因涉嫌幫助陳水扁家族海外洗錢而被列為被告。
王鄭對比 突顯兩種時代精神的消長
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逝世，而台灣“新金融教父”鄭深池則因涉嫌政商勾結貪賄而成為被告。王鄭兩人並無瓜葛，但這樣的人間滄桑卻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王永慶所代表的，乃是1960年代起台灣篳路藍褸、拼搏努力的時代精神；而鄭深池所反映的，則是1990年代後，台灣政商勾結、貪贓枉法、侵吞“國產”的另一種時代精神。由王鄭對比，以及兩種時代精神的消長，容我們大膽的說，它其實已透露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台灣已日益遠離它一度擁有的黃金時代。
文章指出，明年 (2009)，乃是國民黨政府遷台60周年。回顧這60年，從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到他1988年死於“總統”任內，乃是台灣經濟快速起飛的時代。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裏，“國家機器”及所屬的公營企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但它卻也能開放出一定空間給予民營公司。王永慶的石化王國就是蔣經國時代將石化列為關鍵產業，王永慶始得以由石化的中下游開始發展，最後進入上游，成為台灣排名第一的實業家。這也就是說，如果1970至80兩個年代，蔣經國是政治上的代表人物，王永慶則是經濟上的代表。那個時代，政治主導一切，但從政者廉潔而有能力，對全球政經變化和產業未來也極具見識，他們遂能開創出“官民雙贏”的局面。
今天台灣講得出字號的企業家，都是在那個充滿了機會的時代而起家的。那個時代台灣也有過能源危機和全球衰退的考驗，但有能力的政治精英和技術官僚，確能藉著恰當的反應，以具有前瞻性的“十項建設”及“十二項建設”改變產業體質，當難關一過，即能邁步高飛。那個時代，大陸仍耽於“十年文革”的動亂，台灣因而有了成為四小龍之首的黃金時代。
文章指出，而到了今天，台灣過去那種極有遠見與能力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部分，已在新加坡有了更上層樓的表現。而台灣本身呢？在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當家，並進入漫長的民主化過程後，整個情況其實是走在一個“吃老本”的道路上。在這個惡化的過程裏，有幾點特別值得提出﹕
沉淪20年 三大教訓
其一，乃是在李登輝時代，他完全不能體會到過去那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火車頭角色，因而只是將它視為是個特權體系。於是特權分贓、政風敗壞等遂從那個體系裏出現。人們當清楚記得李登輝當權時，他的親信劉泰英主控了黨營及“國公營企業”，手上掌握了台幣數百億現金，成了最紅的“財經教父”，在工程特權、房地產及股市呼風喚雨，而其下場則是不但虧損連連，甚至還因一宗弊案而正在牢裏服刑。劉泰英呼風喚雨的那些劣跡，事後並沒有被細細追究，否則當會有更多劣跡與弊端。
其二，在李登輝時代，整個台灣社會的經濟論述，都以“反國民黨壟斷”為主軸，而完全不能客觀面對昔日那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所做的貢獻。於是，在“反壟斷”的口號下，“開放”與“民營化”遂成了主流價值，而對“國家”資產的巧取豪奪也就在這些口號的掩護下展開。李登輝時代大舉開放銀行，其結果乃是一堆劣質銀行成為少數人掏空資產的工具，它至少造成多達千億元的損失。這筆爛帳有待將來研究台灣財經史的人慢慢來盤整清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