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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惠互利、共創雙贏的勢頭還會繼續。 |
中評社訊╱題：改革開放三十年與台海形勢變化 作者：李家泉（北京），資深台灣問題專家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轉眼三十年了。這個改革開放與台海形勢有無關係？其影響程度如何？這是很多人所關注的。作者認為，不僅有關係而且關係很大；不僅有影響而且影響至深。一句話，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後來和平統一對台政策的出台和今日兩岸關係的明顯改善。
和平統一是改革
開放政策的要求
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會議上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正是由於這樣的改革開放，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才發生了歷史性的偉大變化。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是一項大政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最大貢獻，就是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全面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已獲得了舉世觸目的偉大成就。沒有這樣改革開放的大政策，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的崛起和振興。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中國大陸無疑將會繼續沿著這條寬廣大道走下去，其前景也一定會是無限光明。
那麼，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與台海形勢有甚麼關係呢？最明顯、最突出的，是使兩岸關係走向了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大陸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和與之相應的和平對台政策，不僅使本身將“武力解放”調整為和平統一政策，也迫使台灣當局不得不將“反攻復國”政策調整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政策，從而使兩岸關係由“武裝對峙”轉為“和平對峙”。雖然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兩岸關係僵持對立，摩擦不斷，有時候矛盾還十分尖銳突出，但總體上還是保持了和平相處的局面。
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與改革開放政策，是如影隨形、密不可分的。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不僅要求有一個外在的和平安定環境，也要求有一個內在的和平安定環境。在新中國建國後的第一個三十年，雖曾在主觀上力圖建立一個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外環境，然在客觀上卻始終不曾出現過這樣一個環境，只有在後三十年，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開始逐步地得到了實現。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重要會議，它使中國大陸走向了和平發展的道路，也使兩岸關係走向了和平發展的道路。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四人幫”被打倒、文革結束、撥亂反正的歷史條件下召開的。十年文革實際上是一場“中國人鬥中國人”的浩劫，損失是巨大的。這就很自然地聯繫到台灣問題和兩岸關係問題。台灣人同樣是中國人，難道“中國人鬥中國人”，還要在兩岸關係和國共兩黨之間繼續下去嗎？很顯然，這對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振興整個中華民族，是不會有甚麼好處的。在中國大陸，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的基本結束，整個中國的形勢已大體定局，原有的對台政策自應進行調整。
對台政策的三次戰略性調整
簡要地說，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調整，共經歷了三個階段，三次轉變：
第一次戰略性調整，是從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轉變。此後不再強調“武力解放”了。其轉折點是一九五五年，時間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當年解放一江山島和大陳島之後，當時一方面與美國政府在日內瓦““華沙，進行大使級談判，從一九五五年八月開始，一直談到一九七○年，共歷時十五年，核心就是台灣問題；一方面由周恩來總理向台灣當局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倡議，條件非常寬鬆。一九六三年，周恩來為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將此一和平解放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一綱即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是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其他如：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均委於蔣介石先生；軍政及經濟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進行；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這一切，都充分照顧了台灣方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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