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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馬英九不能完全擺脫台灣或台獨的文革系譜，因為他的執政之路上，曾經接受李登輝的加持，矢志成為新台灣人，而李登輝就是開啟台灣去中國化道路的始祖。 |
中評社香港1月9日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今天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中共己故領導人華國鋒在文革之後執政，並結束了四人幫，算是在改革之前的過渡時期穩定了局面。但是他本身並未在體制改革上進一步開創，因為他領導的正當性來自毛澤東的一紙授權。所以他在改革啟動之初，揭舉的立場是兩個凡是，堅守了毛主席的路線。後來還嘗試了所謂洋躍進，終於因為改革的方向不可限定，在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後，逐漸淡出決策圈。
台灣在陳水扁統治之下經歷的，不外乎也是一次對中華文化的革命。如今馬英九上台，逆轉了去中國化的政策，無巧不成書，也大審陳水扁及其手下各個首長，他們與四人幫相同都是濫用國家機器，以權牟私。不過，馬英九也一樣不能完全擺脫台灣或台獨的文革系譜，因為他的執政之路上，曾經接受李登輝的加持，矢志成為新台灣人，而李登輝就是開啟台灣去中國化道路的始祖。
文章說，馬英九也有類似兩個凡是之類的立場，凡是對“台灣主體意識”選票有利的，都應該推動；凡是有害“台灣主體意識”選票的，都應該避免。此何以在意識形態上，他拒絕與陳水扁或李登輝劃清界線，他與前人的差別在於他以清廉與能力為號召。不過他的能力並沒有受到外界的肯定，而是他的清廉得到了多數人一時的信任。
正因為執政快要一年後仍缺乏具體政績，因此馬英九必須訴諸某種他對“台灣主體意識”的執著作為號召。由於他在意識形態上堅守台灣優先主義的保守立場，使得在行動上求變革的時候，處於無語的狀態，如此缺乏理論高度的說明，其結果就是，兩岸關係的體制改革，在台灣主義的主流論述中缺乏充分的正當性。這是為什麼當張銘清與陳雲林相繼來台的時候，台灣社會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而國民黨竟絲毫不能採取具有批判高度的態度面對肇事者。
事後，執政黨檢討是對新的大陸政策的宣傳不夠，以至於邀請陳雲林來台到底要達成什麼重要的目的，社會大眾基本不了解，因此也就不能表達強而有力的支持。負責大陸事務的官員在其中頗受責難。然而，國民黨大陸政策的前提是維持台灣主體性，反對統一，不講台獨。為了取信於台獨，還不計風險，不顧輿論，特別任命了一位與台獨宿有淵源的主任委員，目的不外乎是要證明新政府不會做出傷害台灣的決策。當這些基本的角色與方向都訂了之後，試問誰有能力好好對民眾解釋陳雲林來台的目的呢？既定的意識形態與主管人事本來就是要用來證明兩岸交流不會影響台灣的主體性，則對於陳雲林來台的事，最符合政策的做法就是三緘其口。
文章說，華國鋒在四個現代化的政策口號中接班，如何可能推動現代化而不影響凡是毛澤東的路線或指示都遵行的立場？兩個凡是的大框框，讓改革不能碰觸體制與思想，則改革的願望便不能全面落實。在必須仰賴既有的國有體制前提下，華國鋒採取大投資的洋躍進便成為合理的選擇，因此仍然不能解放基層的生產力於既有體制的瓶頸。
馬英九以開放兩岸作為改革的重大政策，如果不能在意識形態上解放於台灣主義的兩個凡是之外，就不可能建立兩岸交流的正當性，則兩岸交流只能被視為是投機性的，機會主義的，且任何暫行的兩岸交流體制變革也可能隨時遭到逆轉。如此在遭遇台獨反噬的時候，兩岸交流的趨勢也可以因為機會主義的原因而逆轉。兩岸交流帶來的便利與好處，不會是對台獨的有效或充分掣肘，因為機會主義缺乏道德性，人們難以啟齒，也於是容易被政治正確性的台灣主義意識形態語言所囚困。
馬英九是否會成為國民黨的華國鋒，即他在終結亂政後，仍將因為迴避在意識形態上尋求更多的解放，而終將在開放的進程上缺乏充分的實驗精神與改革動力？這要看後來的政局發展是繼續往兩岸大通的方向，還是往兩岸停滯的方向。如果兩岸大通，則必須有理論上的正當性才可能有效加以規範與鼓勵，不然將出現亂局。如果往停滯的方向，則更需要取得某種道德正當性，否則目前所嘗試的各種交流路徑，反而均將會成為後人批判顛覆的對象。
不論是要避免開放政策遭到逆轉，或是賦予開放更堅實的正當性基礎，馬英九都不能只停留在華國鋒的撥亂承先的角色中，而需要思考學習鄧小平所扮演的開創啟後作風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