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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舟已過萬重山 |
中評社訊╱題：我與1979年－－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 作者：章念馳（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
‧解決台灣問題擺到了全黨全國全民面前，亟需一個與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全新的思維與全新的解決辦法。這一切促使1979年要扮演起歷史的要角。
‧統一是一個過程，是一個逐步相互融合的過程，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一個更加美好新中國的過程，這過程是由許多階段組成，先易後難，先經後政，逐步實現。
‧汪老說，台灣問題只是這個大局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不能凌駕於這大局之上。
歷史的轉折點
1979年，“文革”結束後的第二年，中國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上：“真理標準”討論剛剛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千瘡百孔的神州大地，千頭萬緒工作已擺在我們面前，千百萬老問題要去撥亂反正，千百萬新問題要去面對，冤案錯案要平反，四個現代化建設要啟動，香港澳門要回歸，台灣問題也必須面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令人激動而難忘的一年。
這一年我進入了上海社科院，在歷史研究所近代史室工作，這也是我人生的一個全新的開始。當時鄧小平剛剛重新復出，他提出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提出改革開放新概念。但怎麼改革，怎麼開放，有許多爭論。鄧小平說：不爭論！不管黑貓白貓，能逮老鼠就是好貓，先把自己事情辦好，先讓中國強起來好起來再說。這些話讓人聽了既吐氣又神定氣爽。
剛剛閉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終結了以“階級鬥爭為綱”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把許許多多人解放了出來””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像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鄧小平對全國人民說：中國人有三大任務””現代化、祖國統一、反霸權。這話說到了億萬人民心坎上，於是億萬民眾意氣風發地投入到“四個現代化”與“統一大業”的洪流之中。
統一總是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尤其像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分裂是無法承受之痛。但兩岸統一並不完全是兩岸民眾的“家務事”，它從形成的第一天就是國際勢力介入的結果。但是1978年12月中美正式建交，美國終於承認中國的立場，即世只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終止了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也終止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撤出駐台美軍。中日關係此時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於是解決台灣問題擺到了全黨全國全民面前，亟需一個與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全新的思維與全新的解決辦法。這一切促使1979年要扮演起歷史的要角。
於是我們主動地宣佈停止向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同時在1979年1月1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首次公開向台灣與全球宣佈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新主張，將台灣問題正式列入了改革開放進程之中，開啟了兩岸交流交往的新篇章。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距今正好30周年，但它又恍若發生在昨日，它為兩岸關係帶來了巨大變化，皆歷歷在目，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事件。
《告台灣同胞書》開啟對台政策新頁
《告台灣同胞書》指出：“近30年台灣同祖國分離，是人為的，是違反我們民族的利益和願望的”；“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我們在解決統一問題時一定會“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只人士的意見，爭取合情合理的政策與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我們希望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信息，探親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文學觀摩”……。這些基本主張，是將武力解放台灣，開始轉變為和平統一，這就為後來形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新政策奠定了基礎，這個意義是非常巨大的。
為了落實“和平統一”新方針，黨和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新措施：
首先，落實台胞台屬和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再不將他們及子女視為有“海外關係”而加以歧視，對他們過去受過的不公平待遇進行平反昭雪。
其次，客觀公平評價有關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如重新評價和紀念辛亥革命、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號召下，再一次最大程度將全體國民團結了起來，結成了新的廣泛的統一戰線。我也第一次以“民主革命先驅後裔”身份被邀請參加上海、浙江、湖北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動，也參加了我祖父章太炎先生陵墓修葺竣工儀式，並擔任了上海市政協委員。我第一個成了“和平統一”的受益者，此時我39歲，在市政協我成了一個最“年輕”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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