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10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刊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說，從現在開始，中國應該有意識地、有規劃地、一步一步地廢除農民工制度。全文如下：
金融危機馬上顯示農民工的影響力。大量的農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鄉，但發現在家鄉已經無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更重要的是，很多農民工並非單個的個人，而是家庭。他們離開家已經多年，小孩在打工當地上學。回家鄉後，不僅他們本身的工作成問題，同時面臨小孩上學等一系列問題。
有人說，農民工失業了，就可以叫他們回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問題實在並非那麼簡單。農民工已經不再是農民，他們很難再回到過去成為從前的農民。他們離開農村多年，了解了外在世界，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外在世界已經具備了一種全然不同的認同。這就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即社會穩定不確定性的遽然提高。
這裡，一是指農村的穩定。這些人回去以後幹什麼？他們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已經流轉出去，沒有了他們可以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要在農村開始新的生活，談何容易？二是指城市的穩定。很多農民工失業以後，並不想再回到農村，年輕人尤其如此。較之農村，他們發現城市生活的引人之處。一旦沒有了工作，留在城市幹什麼？其中的一些人開始犯罪，從而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
極其廉價的勞動力
實際上，很多年來，如何應付與農民工相關的問題一直是各級政府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每當春運，每當遇到類似“非典”的疫情，每當遇到經濟不景氣，農民工似乎成為各級政府的包袱。這年來，各級政府疲於應付，從來沒有真正思想過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說，在農民工問題上，除了廢除農民工制度，中國別無他途。在中國，農民工的出現既是歷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會制度進步的表現。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典型的二元社會，農村和城市截然分割。在毛澤東時代，這種分割造就了由國家主導的第一波工業化，國家以犧牲農民利益的方法為中國的工業化進行了有效的資本積累。
改革開放後，因為農村改革的成功，產生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同時，工業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勞動力。這樣，戶口制度開始鬆動，農民開始進城工作。
這些人一方面脫離了農民的身份，但同時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個特殊的稱號，被稱為農民工。
儘管中國官方對農民工的數量沒有正式估計，但各種研究表明這個群體的數量極其龐大。農民工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度。可以說，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主體。他們為中國的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極其廉價的的勞動力。
正是在這個角度上，一些經濟學家承認農民工是中國在全球市場上競爭力優勢的最主要因素。
農民工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近年來也開始在政治方面體現出來。農民工在資本和地方政府面前軟弱無力，他們的權利經常受到侵犯，於是國家通過了新的勞動法來保障他們的正當權益。同時，政府也開始提供制度性的管道讓農民工表達他們的聲音和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