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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扁珍進奉上千萬到數億不等佣金、賄款或獻金的企業大老闆，多到數不清，他們只是其中的幾位。 |
中評社台北2月17日電／聯合報今天社論說，沒經過扁案，不知道人可以這麼貪；沒經過扁案，也不知道政商關係這隻巨獸，竟能如此醜惡恐怖。
扁珍的權力與貪欲互成正比，他們的權力愈大，政商網絡愈織愈密，貪欲也就愈大。初入政壇時，他們跟豪門巨富尚未攀上關係，金主多是義挺黨外的中小企業人士，這些早年和扁家熟識的人，只要沒被陳水扁愈來愈大的權力沖昏頭，未絞盡腦汁鑽營更大利益，幸皆未捲入扁家今天的貪瀆風暴。至於與扁珍一同腐化的人，如南港案中的吳淑珍同學蔡美利等人，則從早年的情義相挺，惡質演變到幾乎全家族都成了扁的共犯，施壓政府機關，特權招攬工程，甚至還當起了金錢遊戲的掮客，透過政商特權，四出藉端藉勢聚斂錢財。
社論說，扁家是從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開始陸續累積所謂的“政治獻金”，也開始陸續把錢移往海外。但直到陳水扁首任，恐沒人相信以批判黑金著稱的他竟會大搞政商關係，貪汙至此地步；“國務機要費案”爆發後，大家才知道原來陳水扁就任宣示薪水減半根本是玩假的，因為扁家運用發票按月抱走了遠超過他薪資的大筆“國務費”。紅衫軍反貪倒扁，靜坐凱道一個月，陳水扁人前聲色俱厲痛批指控他貪腐的人，吳淑珍人後卻悶聲不吭地拚命搬錢匯出，這些來自企業大老闆的錢，其數額在吳淑珍遞給特偵組的陳報狀裡，就至少有十八億之多。
那些向扁珍進奉上千萬到數億不等佣金、賄款或獻金的企業大老闆，從“國務費案”提供發票的貴婦人們，到南港案行賄評委與官員的營建業者，乃至二次金改涉案的金控董事長，以及高科技大老闆們，他們攀附官邸各有動機：有些人是擁有了財富，就愛圍著權力人物打轉，以進出官邸為榮，甚至以紅頂商人自居，炫耀於眾。另有些人雖對扁家無所求，但因為大家都給官邸送禮，自己豈可不送？彷彿送了禮就等於買了政治保險。再也有些人卻是為了企業的財務危機，或企業的擴展需要，捧著大筆鈔票買競標的入場券，或尋求財務解套的機會。他們的動機不同，後來的命運亦未必一樣，其中有些已經東窗事發，另有些尚在風聲鶴唳階段，但此際應皆是悔不當初。
社論認為，台灣的政商關係原本並非如扁案中所暴露這般恐怖醜陋。兩蔣威權時代，政商涇渭分明，那是政商分離的年代；哪個官敢開敞後門，或與商賈殷勤酬酢，一經發現，其結果難有僥倖。蔣經國甚至因女婿是商人，而耿耿於懷多年。李登輝執政時代，政商首度合流，他不但曾公開說過“政府的責任就是替資本家賺錢”，也一改過去政治人物與商人的“後花園式”的關係，把政商關係堂而皇之搬上檯面，文武百官與工商人士餐聚也見怪不怪，國民黨黨營事業大掌櫃劉泰英更成為政商網絡的核心。但即使在黑金大門初開的那個年代，還少有哪個政務官敢搞對價關係的政商互動，遑論將數十億不義或不法之財，神不知鬼不覺地洗出海外。
陳水扁執政八年期間，初期搞政商關係以李登輝為師，後期則青出於藍，政商關係從豪門巨富第一代延伸至第二代，從傳統企業擴及到金融與高科技領域，三級貧戶之子儼然已成政商兩界的共主。其結果則是從府、院到部會，涉弊遭訴的政務官數目創下史上最高紀錄，到最後連他自己及其家人也成為貪汙罪的被告，堂堂“總統”下台後竟成階下囚，醜聞傳遍全球。這些駭人的政商共犯逐漸曝光，雖是陳水扁害了那些企業主，但亦何嘗不能說是那些企業主縱容了陳水扁？
扁家弊案是政商關係的負面教材，扁珍貪婪的嘴臉堪為來者鑑戒。台灣要走向清明政治，有權力者就得摒除金錢的誘惑，不可以權斂財；同樣的，企業主非但要有膽子對主政者的需索說不，亦不可用金錢汙染政治來換取不義不法的企業利益。
社論說，就政商關係言，扁案是從政者的前車之鑑，也是企業界的血淚教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