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2月17日電（記者 康子仁）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進行“國務機要費”準備程序庭，馬永成和林德訓的律師，把焦點集中在陳鎮慧的隨身碟，質疑其不具有證據能力，和蒞庭的檢察官展開好幾輪的激辯。審判長蔡守訓下午裁定，陳鎮慧的隨身碟是在搜索時查扣，並非故意捏造，因此具有證據能力。
馬永成和林德訓的委任律師李勝琛主攻，陳鎮慧被查扣的隨身碟，記載由陳鎮慧所製作的“國務機要費”，從2000年5月20日至2005年12月之支出明細，雖然檢察官列為非公訴證據，但經查證後發現，這份資料既非陳鎮慧業務上製作之文書，也非完整的“國務機要費”收支實際狀況，而且在陳鎮慧的筆錄當中，也坦承有一部份尚未修改定案，檢方將其作為認定馬永成、林德訓兩人共犯侵占或詐領“國務機要費”的重要非供述證據。
李勝琛強調，陳鎮慧隨身碟的資料，不具有文書的完整性質，而且很多是陳鎮慧個人記憶，甚至很多地方有修正，是否列為非供述證據，請庭上參酌。
林德訓委任律師徐沛然接著指出，隨身碟記載的支出明細和收入支出總表，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於審判外的陳述，屬於傳聞證據，不符合傳聞法則之例外。
徐沛然主張，從這兩個表的名稱，無法判斷純粹是機密費支出明細表，馬永成和林德訓兩人在看到這份文件時，完全沒有辦法知道，到底記載的來源是什麼。而另一份收入支出總表，雖然有機密費的名稱，但是沒有細目，並不知道這個金額所代表的細目詳細支出狀況為何。
徐沛然認為，當帳冊的金額記載和有關事實，足以認定這項文書的可信性是有問題的時候，也就是顯然不可信的情形，就不構成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所謂傳聞法則例外之適用。
對於馬永成和林德訓的律師，把焦點放在隨身碟上，蒞庭的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也不是省油的燈，他當場表示，被告律師所說，實質上已經屬於證據證明力層次問題，今天只是準備程序庭，律師所說，都是未來審理和調查證據才應進行的部份，因此，對於律師的質疑，目前暫不回應。
林達強調，陳鎮慧被扣押的隨身碟，係基於會計人員從事業務之人逐日、不間斷所記載之業務上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然有證據能力。但其定義係屬抽象性、概括性之語言表達方式，包攝性當然較廣泛，因其係採用歸納法列舉歸納出包攝性定義，豈能由此包攝性定義，再以演繹方法推演出其他類型，而自行界定某物必屬此類，此顯然違反語言邏輯。
林達接著說，陳鎮慧隨身碟的資料，本質上固有性質即屬非供述證據應無爭議，否則一切文書均為人類思維活動之記錄，若依律師邏輯，世界上一切帳冊、文書，甚至連更遠的支出憑證要點，都可以推演認為是供述證據，這樣的論述和邏輯顯然有誤。
面對律師和地檢署檢察官的激辯，特偵組檢察官林嚞慧也加入戰局。他表示，律師爭執隨身碟部份無證據能力，但陳鎮慧製作帳冊時，是“總統府”依法任用之公務員，依照法令規定所製作之正式文書，當然有證據能力。
另一位蒞庭的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林勤綱也補充，依照馬永成上個月20日出庭之陳述，陳鎮慧公務上為前“總統”辦公室之出納，吳淑珍上周出庭時也說，陳鎮慧處理這些帳務，平日都有記帳的作為，隨身碟是在陳鎮慧不預期會被扣案的情況下，於偵查中經特偵組查扣，可見這份證據資料，無論就公帳或私帳部份，都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證據能力規格。
面對檢方不斷圍攻，律師李勝琛再舌戰檢察官，他表示，證據能力的認定，在準備程序當中，有其一定的重要性，如果法院認為沒有證據能力的話，其實就不適合進入審判庭來作為證據。
李勝琛強調，陳鎮慧的隨身碟，不但不具有文書的形式，而且她也坦承根本就未製作完成，從形式上觀察，根本不是針對“國務機要費”部分，所製作的支出明細，公私混雜部份也非常明顯，這個部份姑且不論證明力如何，把它作為一個非供述證據，依實務的看法，恐怕還有爭議。
經過一整個上午的爭辯，審判長蔡守訓決定下午繼續開庭，經過檢方補強證據，合議庭下午裁定，陳鎮慧的隨身碟是在搜索時查扣，並非故意捏造，因此具有證據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