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6日電／由於中日文化、語言等方面的差異，中國人在日本與日本同事共同工作中，難免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東京女子大學碩士研究生慎香蘭小姐在就讀期間，前後歷時兩年，就此問題對20名在日華人就職者進行深入調查採訪，僅採訪記錄內容就達10萬字之多。慎小姐列出了中國人在日本公司工作中最容易遇到的20個問題進行問卷調查，而問卷調查的結果也突顯出華人在日本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據日本《中文導報》報道，在接受採訪的20名在日本國內公司工作的華人當中，男性8人、女性12人。被採訪者年紀最大的為40多歲，年紀最小者為20歲多；來日時間最長者為20年，最短為5年。
調查當中，73.7%的被採訪華人認為在工作中自己的努力得不到應有的評價，42.1%的華人認為日本公司管理和用人體系不公平，84.2%的人認為日本同事缺少明確的指示，73.7%的人曾經受到辱罵，100%的被採訪者無法分清日本同事的客套話與真心話，100%的人認為日本同事的語言表達不够明確、過於曖昧，89.5%的人認為公司對待外國人和本國人時做不到一視同仁，68.4%的人感到公司不顧及社員的自尊心、在眾人面前喝斥社員，84.2%的人認為日本公司在時間和工作內容管理上過於苛刻，94.7%的人認為無法與日本同事推心置腹地交談，57.8%的人認為日本公司不講道理，94.7%的人感到自己做了很多工作範圍以外的事，63.1%的人感覺得不到應有的權利，78.9%的華人表示無法得到公司信賴，63.1%的華人在日本公司受到明顯歧視和欺負，100%的人認為日本公司管理缺乏變通性，73.7%的被採訪者認為當出現問題時領導不聽自己的解釋，63.1%的人感到日本同事經常推卸責任，94.7%的人感到日本同事只是固執地認為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94.7%的人感到日本的上下級關係過於嚴格。
調查結果凸現出日本公司在對待外國職員和本國職員時做不到一視同仁，即“差別對待”現象明顯，尤其令人關注。調查顯示，和外國人正社員相比，外國人臨時工更加容易受到用人單位的“歧視”。
比如，接受採訪的一位李姓在日華人表示，多年前自己剛到公司工作不久，聽到日本同事無意間說起周末加班公司有額外補貼，但卻從未給過自己，自己向上級反映後才拿到了補貼。對此，李先生至今仍憤憤不平。他表示，如果自己一直不說，就一直拿不到錢。如果日本同事沒有無意間提起此事的話，自己就一直被蒙在鼓里，公司簡直就是欺負人。
趙先生接受採訪時回憶，曾經有一個日本同事要到中國去出差，於是跑過來一本正經地說：“我馬上就要到中國去出差了。中國的治安沒問題吧？自己不會被殺掉吧？中國很恐怖吧？”日本同事說出這些話，讓趙先生覺得很不可思議。他也半開玩笑地說，“你放心地去吧，你還不至於有被暗殺的價值。”趙先生接著對日本同事說：“我實在不能理解你怎麼會有這種擔心。我們公司200多職員中50個都是中國人，大家每次去中國出差不都按時回來了嗎？還有常駐中國工作的日本同事，回到日本時大家去迎接，你看他們不也好好的嗎？”趙先生表示，其實有的時候日本同事也並非故意欺負人，有時候是由於有的人視野狹窄，真的很無知。
幾年前，來自中國北方的小毛和一個名叫田中的日本人同做一名日本教授的助手。教授平時在叫兩個人的時候總是說，田中君、毛君如何如何。小毛私下里想，日本助手比自己晚進研究室工作兩年，自己是前輩，他是後輩。按照日本人“論資排輩”的習慣，理應是先叫“前輩”的名字。為什麼教授總是習慣先叫“田中君”，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後面？他和中國朋友談到這個問題時，大家都覺得是小事情，不必在意。小毛表示，其實日本教授平時對自己很好，但是在日本人的眼里還是內外有別，外國人終究是外人，教授的日常稱呼里不經意地透露出了這個信息。
對於外國人的“歧視”有時也體現在日常生活中，比如接受採訪的劉小姐講述了自己的一段經歷。一次在東京車站，劉小姐和一位朋友正用中文聊天，旁邊的日本警察就徑直走過來要求兩人出示證件。兩人當即和警察理論起來：“我們只是在聊天，你為什麼就突然過來要看我們的證件？”
還有一次，華人周先生接父母來日本玩。在電車上，聽到他們一家三口用中文講話，旁邊一個穿西裝的日本人馬上露出“鄙夷”的神情，隨後用日語喊：“農村人，太吵了！”周先生表示，可能是家里人說話聲音有些大，不過對方這樣說話也太過分了，於是馬上站起來和對方理論：“你是城里人嗎？城里人就至於這麼傲慢？你有蔑視外國人的資格嗎？”
調查的發起人慎小姐表示，外國人對於日本公司的“歧視”以及“侮辱”社員等問題往往更加敏感，這些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改善，容易造成華人社員從日本企業辭職。如今日本政府已經制定了30萬留學生的引入計劃，希望日本政府、公司管理層以及普通民眾能够更多地注意到並且正視調查當中反映出的這些問題，盡可能為外國人創造一個良好適宜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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