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具體到當前的金融危機呢？
索羅斯：這場危機恰恰證明了有效市場假說的謬誤。我認為，美國房市泡沫一開始只是常規性的小泡沫，但它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溫床般的條件下慢慢長成，就成了一個超級大泡沫。這次危機不同於80年代以來的那幾次；那幾次只不過是都被政府成功地解決了，而這又強化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市場能够自我糾正”這一錯誤概念。事實上，它們是被政府干預糾正的，不是市場自我糾正。
這一次泡沫鼓得太大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金融市場，其實就是“市場危機-政府拯救-再危機-再拯救”的過程；市場相信政府的拯救能力，政府對許多問題聽之任之。在這套遊戲規則下，許多小泡沫累積、演變成了一個“超級大泡沫”，政府再也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施以援手了，危機就完全失控。雷曼兄弟的破產，徹底改變了這場遊戲，金融泡沫從此破滅，並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
“新舊”銀行
《財經》：在拯救金融體系的問題上，雖然爭議存在已久，而且還會持續，但金融機構的國有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吧？
索羅斯：所謂“國有化”，其實是貼了個錯誤的標簽，用“資本結構調整”（recapitalization）的說法會好一些。實際情況是，銀行資本大量流失，私有部門又不願重置這些資本，政府就必須頂上。政府在雷曼兄弟這件事上不這麼幹，結果金融體系就塌陷了。
吃了苦頭之後，政府決定再也不能讓一家會危及整個體系的金融機構倒閉，所以開始“人為地”維繫它們的生命。但僅僅讓它們“活著”是不够的，你還得給它們注資，讓它們能够逐漸恢復活力。私人部門現在沒有注資意願，政府就得這麼做。對於新興市場經濟體——那些處於國際體系邊緣的國家來說，它們的政府沒有足够的能力來為銀行系統擔保，因而都面臨著資本外流，走入一場比美國還要糟糕的危機。
《財經》：國有化，或稱“資本結構調整”，既然是必要的，為何還有許多障礙？
索羅斯：現在的情況好像是，政府要麼不願意，要麼沒有能力對銀行注資，使其資本充足率高到可以放心去放貸。他們現在做的只是防止銀行倒閉，而不是進行“資本結構調整”。這裡面有政治上的決策，而且現在也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而且，美國有一種很強的反對銀行國有化的情緒。因此，“國有化銀行”會遭到非常強的抵抗。
《財經》：如果“國有化”不可避免，技術上如何操作，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並使可能的負面效應最小化？
索羅斯：我主張把銀行現有的資產做一個分離。如果資產價格下降，就用現有的資本承擔這部分損失。然後對銀行未來開展的新業務注入新的資本，也就是把舊業務和新業務剝離開來。在銀行內建立起一個乾淨的“新銀行”，不會因為原來那些“有毒”資產貶值就遭侵蝕，然後把新的資本注入這個“新銀行”，可以是私人部門的資本，也可以是政府注資。這個“新銀行”就會有充足的資本，也就會很願意進行放貸。這樣，經濟才能得到重啟。
目前政府正在檢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即所謂“壓力測試”，這會持續到4月底。然後就得決定，對每家銀行採取什麼措施。在這件事情上，速度很重要。
《財經》：你說的是在同一家銀行內部成立一個“新銀行”和一個“舊銀行”。也有許多人建議成立專門的“債務銀行”，持有從金融機構中剝離出的“有毒”資產，你對此怎麼看？
索羅斯：1994年用過這種方法，但用於今天的情形效果不會好。當年的存貸款危機之後，人們設立了一家獨立的“壞銀行”，處置了所有的不良資產。當時行得通，是因為資產數額相對較小。但現在問題太大了，不可能重走老路。
首先，現有這些銀行是舊業務的最佳接管人，它們明白做什麼、怎麼做是最好的。
其次，可以避免給“有毒”資產估值的難題。如果拆分出“壞銀行”並把資產拿來拍賣，你就得估值。但如果只是把這些資產存在銀行裡，用銀行的資本、股權、次級債務來覆蓋這些資產，就可以慢慢等，讓這些資產逐步得到清算。“有毒”資產有可能還會恢復一部分價值，特別是過很長一段時間以後。
我所說的“舊銀行”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並非一個實體，它只是一種清算資產的方式，而不再涉及更多的銀行業務。把有貶值壓力的資產都“另裝一個口袋”，以免它們對其他業務產生嚴重影響。“舊銀行”針對的是過去的業務，所有的新業務都由那個“新銀行”來處理。“新銀行”，“舊銀行”，其實是一個整體；“舊銀行”完成使命的時候，也就成了“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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