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和外匯儲備，是對掠奪性投機的被動防範。危機前後，對衝基金肆意投機，短期先資本大量湧入後急劇逆轉，使東亞各國經濟雪上加霜。東亞人民受到驚嚇，並對這類投機行為充滿痛恨。危機後，不乏觀點認為缺乏管制的掠奪性投機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並希望國際社會加以必要監管，但部分國家出於種種考慮不主張監管掠奪性投機資金，也不認為需調整監管框架，相關國際組織也未能承擔對資本異常流動的監管責任，迫使東亞各國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保。
東亞國家儲蓄率和經常項目順差提高也是國際組織救助方案的自然結果。在幫助東亞國家應對危機過程中，國際組織對本應加強管理的國際投機資本不置可否，對救助附加過多嚴格條件，並要求東亞國家加大緊縮力度：實施財政和貨幣緊縮、提高利率、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東亞國家十餘年來吸取了教訓，增加國際儲備和國內儲蓄，意在提高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
東亞國家自身在經濟發展模式、外債管理、制度建設等方面也有不足。危機後，各國大舉改革了企業和金融機構，同時完善社保體系，改革教育衛生制度，只是上述措施並非短期能够見效。
四、中國能否有效地調整儲蓄率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沒有採取人民幣貶值的政策，並為此付出了代價，經濟恢復一直較慢。中國當局克服困難、堅持穩定匯率，對阻止當時危機蔓延是有貢獻的。
危機後，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推進，企業和政府部門改革力度加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效益改善，政府財政狀況良好，居民收入穩步增長。2002年後，儲蓄率開始顯著上升，且以居民儲蓄平穩增長，企業儲蓄明顯上升為突出特點。中國的儲蓄率從1998年前後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業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僅上升2個百分點。
目前，中國企業儲蓄占GDP的比例已處於全球高水平，這與經濟轉軌過程未能充分解決企業成本／利潤扭曲密切相關。計劃經濟時期，工人的住房、醫療、養老等長期性支出都由企業和政府承擔，無需從工資中列支，居民的儲蓄動機不強，儲蓄被稱為“強制性儲蓄”，即排隊太長買不到東西。90年代後的改革打破了“鐵飯碗”，企業不再直接負擔上述支出，但社保體系並未有效建立，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顯著增強；同時，由於勞工工資成本的真實化進程是漸進的，企業未將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潤轉移成工人養老、醫療和保險等支出，導致企業儲蓄顯著上升。這也是有人建議中國將上市公司部分國有股權劃撥給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國政府降低儲蓄率的意圖是明確的，2005年以來中國將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作為基本國策，其綜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儲蓄率，但對影響儲蓄率的因素及其彈性、具體調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此外，中國政府、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仍不徹底，影響了儲蓄率的調整。儘管目前民營、私營企業已實現市場化和成本真實化，但政府機構體系沒有納入社會化管理，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改革雖取得較大進展，但由於成本因素不確定，貨幣化程度不够。當前應當加快政府部門改革和職能轉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