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指華盛頓的“命根子”
文章說，這篇看似不經意拋出來的文章，立即在美國政界和財界引發震蕩。先是奧巴馬以總統之尊親自表態反對周小川的倡議，接著是國會議員鄭重其事地對財長蓋特納和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提出質詢，兩人同樣表示反對這一倡議。
有趣的是，在此後另一個場合，蓋特納卻表示，美國對周小川的倡議“持開放態度”。此語一出，美元市場再受震撼。蓋特納上任之前在國會接受質詢時，因指責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而招致中方的強烈不滿。這一次，他也是在國會斷然拒絕周小川的倡議，但此後卻自相矛盾地說“持開放態度”。給人的感覺是，蓋特納心有餘悸，擔心再次開罪北京。
就眼前來看，周小川關於創立新貨幣來結束“美元時代”的倡議，目的似乎是要在倫敦峰會之前，為胡錦濤主席行使話語權創造語境優勢和地位優勢，從而為中國的其他主張鳴鑼開道。
文章說，但是，這一非同小可的倡議，不會只是出於戰術目的，其背後應該會有更長遠的戰略思考。美國今天之所以有今天的超強地位和影響力，最關鍵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元有“普世價值”。可以說，美元的強勢地位就是美國的“命根子”，在中國的政治詞彙中就是“核心利益”。因此，美元的衰落乃至被取代，自然就意味著美國的衰落和被取代。
中國過去從來沒有公開挑戰過美元的地位，一是因為沒有能力，不敢；二是因為需要美元，不必。那麼，周小川此次對美元作出威脅狀，是否就說明現在有了這樣的能力和必要性？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的能力遠不足夠，必要性也不迫切。問題在於，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債主有話要說，負債方不能不聽。
美國非常清楚的是，中國在短期內不可能拋棄美元，但它畢竟持有全球30％的美元儲備，因此出自中國之口的“取代美元”，就顯得十分敏感。就如台灣問題，華盛頓與台北之間的一舉一動都會使北京十分在意；同樣，在攸關美國“核心利益”的美元問題上，中國的一言一行也會牽動白宮的敏感神經。對北京而言，既然美國可以經常把玩一下台灣問題，中國為何就不可以時常拿捏一下美元問題？
強弱易位的趨勢
文章說，其三是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雄心。就在美元話題延燒之時，中國國務院前天通過一項政策“建議”，決定在2020年之前把上海打造成世界金融中心和海運中心。從本質上來說，上海的這種戰略定位，其實就是中國全球戰略定位的一部分。
中國媒體在報道這一決定時，不忘再次指責美國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繼而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嚴重衝擊，“對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很顯然，中國短期的戰略意圖，在於減少和規避美國金融體系的破壞性影響；其長遠戰略目標，是要建立獨立可控的世界金融中心，為中國參與主導世界金融事務提供槓桿。
從英美兩國的發展歷程來看，要成為世界強國，就必須具備幾大重要條件，一是擁有強大的海軍力量；二是在國際金融事務中佔據中心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從最大的債務國變成最大的債權國，美元取代了英鎊，紐約取代了倫敦，華爾街取代了倫巴街（Lombard Street），使全球金融體系開始環繞新的重心運轉。美國的強國地位，就是在此基礎上確立。
相比之下，中國現在的弱勢一覽而盡：其海軍力量與美國不可相提並論，而上海要取代紐約的地位又談何容易。但是，美國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都是過去的產物，不是未來的結局。而世界歷史已多次證明，強弱易位的最關鍵因素，不在於現在擁有的財富有多少，而在於創造財富的能力有多大。中國現在不再迴避建造航母問題，敢於對美元的地位說不，並且決心把上海建成世界金融中心，這些大動作無疑都能反映出其創造財富的潛力。
文章指出，從目前來看，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國際環境，對中國而言變得較為有利。在整頓國際金融秩序問題上，歐洲和美國已經發生了重大爭執和分歧，而主要新興經濟體與中國保持基本一致，可見美國的單極世界已陷入空前危機。“美元時代”不可能很快結束，但美國已經變得力不從心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