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實力的民間商人也介入到對智庫的資助。據江湧所知，山西幾位煤老板在北京購置辦公室，組織了一個智庫，資助一部分專家進行研究，以便“專業地表達符合他們利益的觀點”。
在江湧看來，智庫機構不受規範地接受外部資助，結果便是“吃人嘴軟”，淪為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言者，難以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具有獨立性、客觀性和科學性的咨詢服務。
“經濟社會運行的複雜形勢對目前的智庫體系形成嚴峻挑戰。社會轉型必然要求中國智庫體系的轉型。”劉克崮認為，智庫系統變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層次、綜合性、半官辦民的新型智庫。
“半官半民”
國經中心的組建，被認為是這種轉型的探索之一。
高層次、超部門，是對新型智庫的第一個期待。有前國務院副總理掛帥領軍，國經中心的高級別不言而喻。作為非營利性社團組織，國經中心目前常設的研究人員有上百人，其中部分為事業編制，而它的開放式研究平台可實際調動的人力則遠超這一規模。
“針對金融危機這樣複雜經濟現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門、跨地區、跨學科的。”劉克崮介紹說，因此，國經中心的成員分別來自國家行政部門、各社會團體、大型企業、港澳商會、金融機構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單一部門和社會集團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庫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半官方半民間”的身份。
劉克崮走訪了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等7家國際高級智庫，他的結論是，中國的智庫體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辦民的智庫，“官方智庫受到體制內的各種因素影響，民間智庫又離決策層比較遠，對高層的意圖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國高級智庫的“官民結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在進入白宮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蘭德公司等智庫任職。離開白宮後又重回智庫。“智庫精英既接近民間又熟悉政府運作，知道決策層要什麼”。
因此，作為對半官半民的探索，國經中心吸收了許多像曾培炎這樣的“退下來的老同志”，他們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間，又能因原來的職業經歷而將社會意見快速反饋至高層。
不過，國經中心吸納了許多大型國企為理事單位的做法也引來質疑。鑒於企業單位可能會為中心提供研究經費，有輿論對新智庫能否保持獨立性表示擔心。江湧也主張，體制內的智庫研究應全部由政府出資。
而劉克崮對此則並不格外擔心，“任何智庫的資金來源都是多元的，以社會來源為主，政府經費為輔，只是要避免單一地接受來自某一企業或行業的資助。要以課題費和研究成果為有償使用為主。”
他舉例說，蘭德公司65％的收入來源於美國聯邦政府，35％的收入來自州政府、外國政府、私營公司、基金會等不同的客戶。由於實行規範的項目合作制，蘭德得以成為美國政府名副其實的“外腦”，保持獨立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