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其次,在美國沒有任何問題(譬如種族問題)可以作為一個永遠纏繞兩黨政治的詛咒。種族是社會問題,而不是兩黨之間可以作為對抗的問題。可是,這與馬英九當選“總統”的台灣不同。自李登輝與陳水扁先後二十年的“台獨王朝”以來,省籍問題與“一中”問題(及影射內地人對台灣忠誠的問題)已成為民進黨用來對付國民黨的詛咒。其後面還帶著台獨操縱的內地人“原罪”的神學陰影。對一個不甘願扮演以上講的“忠實的反對黨”而言,民進黨認為可全天候地利用這詛咒作武器,責問馬英九對台灣的忠誠,以離間選民,達到顛覆馬政府之心願。
馬英九為了應付金融海嘯對台灣的衝擊,苦心積慮地要利用以改進兩岸經貿關係來振興台灣經濟。除了陸客訪台、陸資登台以外,還有推動兩岸金融五大合作的努力。更希望簽訂投資保障協議。集大成的是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後者特別具有戰略價值與時間緊迫性。因為明年(2010)中國大陸和“東協組織”(ASEAN,大陸譯為東盟)十個成員國所組成的“十加一自由貿易區”(C-ASEAN FTA),將開始實行零關稅。屆時,如再加日本與韓國,則將成為13國的泛亞洲自由貿易區。也將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屆時,台灣將被排除在此自由貿易區之外,無可避免的要面臨繼續9%以上關稅的厄運。這將導使台灣絕無法與這些鄰近國家競爭。台灣外貿導向的經濟將因此受到嚴重創傷。故如趁早與中國大陸簽訂ECFA,應能起濟燃眉之急之功。因為兩岸如有這樣的協議,就等於台灣與大陸間自成一個實質的自貿區。所以在明年中國因C-ASEAN 零關稅生效而與該區成員形成擴大貿易區時,由於最惠國條款,台灣將也有享受登堂入室的好處。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ECFA是為了維護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福祉而設的。
可是,民進黨在蔡英文領導之下,為了反對而反對。顧了“反中”意識形態的需要,企圖藉塗黑馬英九出賣“主權”的罪名來打擊他的ECFA 構想。像這樣挑撥“反中”與族群詛咒作武器,也許可以為民進黨營其一黨之私,但其代價是犧牲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利益。馬英九與蔡英文之間,誰更愛台灣﹖有識之士,心中自然有數。但對我們這裡所談的問題,民進黨如此搬弄族群與“反中”的詛咒,在短期內對某些善良百姓也許足以起其挑撥離間之效果,更影響馬英九的民調得分。但是,一旦老百姓看穿了民進黨反對的動機,是不惜犧牲大眾利益以成全其一黨之政治目的,民進黨將一文不值。所以TVBS的民調顯示在兩黨選擇之間,很少人認為換了民進黨執政會比國民黨好。而在517遊行後《聯合報》的民調更證明了這一點(見下)。
(III)再其次,美國人與華人(包括台灣)的政治文化的另一差異,乃在一個領袖的正當性(legitimacy,即被人接受性)如何建立。在美國,上至總統,下至任何單位(包括學校)主管,在上任後,只要在其職權範圍內所做出的決定或行動,他的下屬與同僚決定接受無疑。這是我在美國居住51年親眼所見以外,還有本人在大學作小主管親身經歷的體會。簡單來說,即一個主管的“合法性”(譬如是依法委任或依選舉而勝出)就是他的“正當性”,他的領導地位就會被別人接受。而在華人社會裡,一個主管的“合法性”與其被別人接受的“正當性”,並非二者間可以劃等號。華人社會,主管上任須照顧到人緣、輩分、恩怨等等的考慮,故常常有“拜馬頭”(四川人叫“拿言語”)的需要。當然,經時間之變遷,只是其做法稍有不同而已。最具體的實例,可用有關蔣經國先生的一個傳聞說明。據說經國先生由國民大會選出就任“總統”之初,每週必駕移黃少(穀)老府上討論“國事”與請益。這背後代表的正是他要向黨國元老、社會賢達致敬與溝通之心意,以建立其位具九五之尊的“正當性”。
在美國,奧巴馬一經選舉勝出,他做總統的“正當性”絕無人質問。儘管他自己在競選總統之前在國會(不算休會時間)僅作了14 個月的參議員。論資力、年齡,他均落後國會大老一大節。但他上任總統後,只要是他總統權限內所能作的決定與採取的政策,凡需要國會配合的,國會議員(尤其是他所屬的民主黨)鮮有對其挑戰的。而馬英九當選之初,所面臨自己黨內的局面,卻並非如此。也許一部份由於他年少疏忽大意,也許由於他在黨內犯忌而得罪了某些大老(尤其在與王金平競選黨主席期間),所以在他就任“總統”之初,在自己國民黨佔有四分之三席次(而由國民黨人王金平做院長)的“立法院”,居然遭到碰壁。雖然他事後亡羊補牢地加緊彌補,但隱在的裂痕,似乎始終未能完全彌合。這無形也影響了他以後一年來在“立法院”時有捉襟見肘的局面。有人說馬英九在“立法院”面臨兩個反對黨,其中之一就是自己的國民黨。民進黨人趁機將之刻劃成馬之“無能”與“弱勢”。也影響了他民調的聲望。
當然,台灣與美國在政治文化以及生態的差異,不只這些(譬如在政黨的組織與結構以及運行方法,兩地均不一樣)。但綜上所述,要說一個國民黨內地人做台灣的“總統”,比一個黑人做美國總統的難度只會過之而無不及,恐怕不至太言過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