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8日電／聯合早報網發表邱震海的文章說，馬英九上任一年，他的兩岸政策，其人及其執政理念，都成為執政周年評價重要的內容。
這一年來，兩岸關系發展速度之快，幅度之廣，程度之深超出想象。客觀地看，這一年不但成為兩岸60年來最好的時期，而且兩岸間從經貿、人員到金融合作的各項安排，已經犬牙交錯，十指緊扣。就這一層面的內容而言，即便民進黨上台也很難完全推翻。
但馬英九讓人感到不足或不滿的地方可能在於，他始終堅持台灣的主體性，主張“不獨”的同時，也主張“不統”。部分台灣傳統深藍人士或一些思想保守人士認為，馬英九回避一個中國，因此顯得不可靠或不可信，甚至恫言應該放棄對馬英九的幻想。
馬英九不是深藍人士所希望看到的樣子，這已是共識；但馬英九也非綠營所希望看到的樣子，這也是現實。馬英九試圖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保持平衡，做所謂的“全民總統”，最後搞得誰都不覺得他好，這更是馬英九的無奈。
馬英九的這些作為，既有其個人情感和立場的因素——在具有大中華情結的同時，也具有濃重的新台灣人情結和自由民主情結；同時，也有其在台灣內部受到綠營牽制的因素。
給台灣民主尋找理性與法治
不可否認，馬英九作為學者，經過長期學術訓練，形成了冷靜、客觀、理性和超越。而他執政至今所體現的理性精神，卻是東方政治文化傳統所極其缺乏的。
馬英九的父親曾批評他身上法律性格過多，政治性格過少。這種性格導致他精於邏輯分析，疏於政治謀略；善於平衡或超越恩怨情仇，用於塑造共同的認知基礎，但卻拙於在現實政治中的種種爭鬥。
馬英九早年在西方學術體系中受法律訓練，承襲了西方的理性精神與防治傳統。理性精神在西方歷史上對於解決或超越宗教、民族和政治矛盾、乃至衝突，進而在推進西方現代化（包括精神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由於文化與歷史原因，理性精神在東方的傳統文化中是相當缺乏的。在東方政治文化中，感性往往多於理性，情緒多於冷靜，謀略多於思辨，尤其是每每囿於自身利益而無法完成超越。這一點無論放在早期民主的台灣民主模式、還是在兩岸關系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