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他是否屬於那種文體雙優的“美國全能型”學生？
G：不完全是。你知道，他身材只算相對中等——大概5 英尺9 英寸或10英寸(1.75 至1.78 米)，體格上并不十分健壯。當然他精力十分旺盛，也學會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1988 年)進財政部後他一路升遷，後來(1999 年)成為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應該是財政部近期歷史上最年輕的副部長之一。這些崗位的職責包括處理墨西哥和亞洲的金融危機。他經常要到國外出差，由於時差關系，工作經常晨昏顛倒。後來他又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國際上的聯系繼續保持著。現在的工作也有相同的地方，仍然要處理國際問題。不同之處是：部長職位可見度更高，更有政治性，從某種程度上說更難適應。
B：在外國長大對他產生了什麼影響？
G：1968 年我們到印度生活時，蒂姆只有7 歲。他的國際學校同學往往走兩個極端：要麼比印度人還要印度化——穿紗麗之類當地服裝，要麼因為難以適應當時印度的赤貧，把自己與印度人隔絕起來。因為我的工作需要和印度人、特別是一些有才能的人打交道，蒂姆從小就能全面地看當地社會——它既存在諸多問題，也有不少進步和變化，看法不至於太偏頗。我們學會了平等對待不同社會，感受其共性和差異。
他一向都比較低調
B：他一直都這麼低調嗎？
G：對。我認為他一向都比較低調。他不外向，但也不會落落寡合。上學時他也參加各種體育項目，以及戲劇表演等課餘活動。
B：你曾在北京工作過兩年，是否向他指點過如何與中國人打交道、在中國辦事？
G：我們在國外生活期間，他一直與當地社會保持接觸。我們回紐約時，也經常有外國朋友來看我們。我在福特基金會幹了28 年，我們與各國朋友一直保持聯系。1980 年代初，基金會每周舉行一次招待會，他有時也參加并認識了一些中國經濟學者。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經歷和領悟過程。
B：他的中文水平怎麼樣？
G：他曾在北京度過兩個暑假，在對話方面比較好，但後來使用中文的機會不多。所以他并不聲稱自己懂中文。他能聽懂一些，但算不上通曉漢語。他的日語也一樣。
B：你認為他作為財長的首次中國之行成功嗎？
G：我在網上看了一些新聞，也收到不少中國朋友的郵件。我的總體印象是，這次訪問進行得比較順利，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抽空接見了他，當然還有一直與他合作的王岐山。他很小心地避免去說教或爭吵，而是認清雙方範圍越來越廣的共同利益，強調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彼此合作的好處。不過要判斷此行成功與否，你們肯定比我更合適(笑)。
B：你經常看關於他的新聞報道，并給他提供反饋？
G：我偶爾會和他談我在報上看到的東西，但對他的日常工作我們談得不多。我知道他平時很忙，不想再給他增添麻煩。他與奧巴馬有很多共同之處B：他是怎麼認識巴拉克。奧巴馬的？G：我的理解是，在總統競選期間，奧巴馬逐漸與一些他認為可能出任自己政府高層職務的個人會面。當時蒂姆是紐約聯儲銀行行長，而國家的經濟局勢自然是一大當務之急。所以我認為奧巴馬和蒂姆見面一來是為了談經濟，二來也考察一下是否請他加入自己的政府。經過幾番交談，奧巴馬向他提供了這個職位。
B：這與你曾在印尼見過奧巴馬的母親無關？
G：對。是在後來他們的交談中，蒂姆才向奧巴馬提到我曾見過他母親。
B：你什麼時候知道他被提名？
G：在他接受了入閣邀請後，我們才知道的。確切日期我記不清了，就在公開宣布前沒多久。
B：外界曾對蒂姆有過不少非議，但奧巴馬顯然對他頗有信心。在接受《60分鐘》采訪時，奧巴馬說就算蒂姆提交辭呈，他會回答：“對不起，夥計，這份活兒還是你的。”
G：(笑)在我看來，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都願意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把代表各種不同利益的人聚攏到一起，并試圖在不同利益中尋找共同立場，而不是先在心裡作好決定，然後強加給別人。
他從不看評論
B：蒂姆不是一個黨派性很強的人？
G：對。我自己是共和黨人——不很活躍，只是在選舉時投共和黨的票。蒂姆投哪個黨的票我不清楚。年輕時他大概投給共和黨，進財政部後他就成了獨立人士，後來一直如此。
B：看到對他的種種爭議，你擔心嗎？
G：做父母的看到對自己子女的批評，心裡肯定很不好受。媒體上和網上博客對他的指責有些是政策分歧，有些則是人身攻擊。但他比我們超脫多了——對所有評論一概不看(笑)。
B：他似乎難得一笑。他真的喜歡這份工作嗎？
G：我認為，鑒於他面臨問題的嚴重性，保持一定的嚴肅會比較合適，特別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但在向對外關系委員會等團體致詞時，他就表現出一定的幽默感。
B：你認為他有能力將美國帶出困境嗎？
G：很難說。在我的記憶中，他是近十幾年來對金融領域介入最深的財長，當然這并不能保證他能把事情做對。但如果讓我押注的話，我會把錢押在像蒂姆這樣擁有相關經驗的人身上。（來源：外灘畫報 文：莫書瑩、劉牧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