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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臨終所留《總理遺教》中尚念念不忘地說：“中國的國都，須建在蘭州。” |
我們中國人有時有泛道德化的傾向，一說起軍事上的問題，總愛朝道德層面上拉，就是大軍事家也不例外。《史記.吳起列傳》中，吳起就對魏武侯說“在德不在險”。好像有了德，其他的愛誰誰，軍事問題成了道德問題，我們是天朝上國、禮儀之邦，能沒有“德”？於是，就成了腰裡別衝牌，誰來跟誰玩兒！
可是，道德不能當飯吃，軍事中的地理問題雖非決定因素，但卻仍然是重要因素。說到宋朝定都開封，竊以為難免沒有應承舊習的原因，五代中四代定都這裡。新朝定都於此，也是為了方便。新朝開國，國家能力還有限，民眾還沒從戰亂中緩過氣，大興土木必是動搖國本。再者，宋代之關中已非漢唐之關中，山東諸州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的中心區域，而關中衰敗也成事實。開封地理交通便暢，得到全國的賦稅補給也很方便，而關中則相對困難的多了。
定都開封，其實還是宋朝經濟立國造成的。我們看宋代朝疆域地圖，開封周圍有著極為優越的水利網絡設施，這裡一馬平川，河湖密布，交通便利。開封是這些河流的中樞和向外輻射的水上交通要道。一個政權建立伊始，首先要解決的是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各種物資，而這些物資需要在都城的附近就能獲得。開封到了唐代，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通航，又恰巧處於通濟渠要衝，又是通往東都洛陽和唐都長安的重要門戶，汴河南通江淮，大批江南的富饒物資可直達汴州。而此時的關中由於連年戰亂，經濟凋零不堪，長安、洛陽更是屢遭戰爭破壞，亦非昔日舊觀。雖然在北宋初年，太祖匡胤欲遷都洛陽或長安，但最終還是服從了大多數人的意見，實際上也是服從了當時社會經濟的客觀情況。
但這並不是說，就有百利了。其實，從自然環境上看，開封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建都之地。開封地處黃河下游，周圍地勢坦蕩，不僅沒有大山，就連丘阜也很難見到，不像長安、洛陽、北京等都有天然屏障，四塞險固而利於守。這一點，洛陽北有大河橫絕，南有伊闕鎖閉，東有成皋、虎牢之固，西有龍門、崤山之險，好歹比一片大平原上的開封要強。所以，北邊一有問題，宋朝就危險了，我寫到澶淵之盟的時候也在說這個問題。
歷史就是歷史，宋人不能預測抑或不願預測北宋的傾覆和地理的關係。我們也沒有時空隧道，去到汴梁城作改變歷史的英雄。我們只能反思歷史，反思我們現在的首都政策。
遷都！遷都！遷都！我又想起辛亥革命之前，中山先生和大儒章太炎關於新國家新首都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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