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8月25日電／政論家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說，在人類的行為裡，相互的加害與受害經常發生，因此道歉與寬恕遂變得十分必要。但道歉與寬恕言之容易，做起來卻十分艱難，這也是直到現在，“道歉學”才開始逐漸形成的原因。
因為，人對別人造成傷害而道歉，有許多前提。古代君尊臣卑，官大民小，在上位者犯錯而傷及小民，傷害了又怎麼樣！你能奈他何？只有到了民主時代，不道歉可能會失去選票，道歉這種價值才逐漸進入了歷史的時間表。但儘管有了道歉這種價值，但要有權者真心誠意的道歉，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真正的道歉要像負荊請罪的廉頗一樣，他做了傷害藺相如之事，遂自己背著荊棘藤條向藺相如下跪，要打要殺隨你便。西方學者說“真正的道歉是無武裝的捨棄自己”，這種事情除了廉頗外，沒有第二個。
於是，在世界上真正看到的只有“儀式性的道歉”，犯錯者放下身段，向人鞠躬道歉。在當今政治人物裡，美國上一任總統布什最擅此道，他任內犯錯最多，“道歉”已成了他的口頭禪。美國學者即表示，他在說“我道歉”時，真正的意思其實是“我都道歉了，你們給我閉嘴”；當代美國哲學家尼克史密斯（Nick Smith）在《我錯了：道歉的意義》裡就指出，世上絕大多數道歉都是這種型態，它是一種“廉價容易的道德主義（Facile moralism）”。
要做錯事傷害到別人的人道歉，真是太難了。他如果真正的承認錯誤，可能會受到政敵或受害者不可預期的攻擊或求償，因此他只能說道德性的“我道歉”，而不能說有法律意義的“我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災難，由於認錯的後遺症難以預測，一定要事情過了幾十年，才在後代人手裡認錯道歉，後代政治人物也因此而獲得掌聲。二次大戰時美國將日本僑民關進集中營，要到了里根時代才認錯補償。在道歉認錯行為裡，只有產業界表現較好，由於它因果清楚，廠商生產不良商品而使人受害，負責的公司多半願意收回商品並道歉補償；而在政治上，道歉認錯縱使到了今天仍極罕見。
然而，認錯道歉固極困難，但人類犯錯而傷害到別人，要改正這一切，其實還有其他更好的途徑，一是贖罪，二是昇華，這都是把傷害超越到更大的福祉與願景中。
例如，中國唐代的李世民，他以手段極為罪惡的“玄武門之變”取得政權，他弒兄殺弟逼宮父親，道德上犯了大罪，但也正因這種罪惡感的良心不安，遂使得他把一生都當做贖罪的修行。他用賢人，鼓勵百官犯顏相諫，最後是一雙血腥的手開創了人類史上少見的“貞觀之治”。唐太宗李世民把“贖罪政治”發揮到了從未曾有的高度，我不知道“八八水災”的因果，但馬“總統”最好把它視為自己應擔起責任的一種政治之罪，將剩下的兩年多變成是“贖罪修行”。
美國南北內戰，一國分成兩邊，殺成一團，誰對誰錯已爭之無益，林肯不去爭論孰是孰非，也沒有要任何一方向另一方致歉或相互道歉，而是認為這乃全體美國人未能奉行上帝之道的結果，最後他把兩邊的傷痛全都被“民有”、“民治”、“民享”新願景所包羅。當代道歉哲學家格里士渥（Charles Griswold）認為，這是一種“不必誰向誰道歉的和解”，也是一種“昇華”。用哲學語言來說，這乃是將錯誤與傷害包裹進更宏大願景與許諾裡，使一切憤怒能統合進未來的福祉中，犯錯也才會被寬恕。
“八八水災”發生迄今已逾兩個星期，救災善後做得如何，人們自會有評價，而我關心的則是從廿八日以後，我們的領導人已由“馬解釋”變成了栖栖皇皇的“馬道歉”，而在同時則是由於政府依然混亂，已有水災、疫災、政災三災合流的趨勢。在這危機其實已更大的時刻，我們的領導人切莫以為趕道歉行程真的會有效。他真正需要的，或許是以贖罪的急迫感為動力，對可能合流的三災做出真正有效的領導，並替災後台灣畫出更好願景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