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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現在最大面值的萬元大鈔上，印的還是福澤諭吉的頭像。歷史會那麼容易改變嗎？ |
中評社香港8月30日電／“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19世紀下半葉，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在他的文章《脫亞論》中如此寫道。當時，以他為首的一批新銳人物致力於推動和促成1868年的明治維新，奠定了日本實行一個多世紀的“脫亞入歐”國策的思想理論基礎。而在1945年戰敗後，日本又向美國敞開大門，日美同盟也成了60多年來日本外交的基石。
時過境遷。極有可能贏得大選的日本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在“求變”的口號聲中，明確提出要發展和中國、韓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互信關係，將國家融入一個“東亞共同體”之內。
這似乎在傳遞一種微妙的信息——日本將“重歸亞洲”。
被質疑的美日同盟
東方早報報道，日本的戰後體系建立在兩大支柱上。第一個是與昔日占領者美國的軍事聯盟——自1945年以來，日本一直處於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第二個是日美聯盟的堅定捍衛者自民黨，其溫和的保守主義支持了日本非凡的經濟崛起。但其中的一個支柱——自民黨——即將坍塌。
在競選綱領中，自民黨把“加強日美同盟”作為基軸，為此提出了“將使攔截射向同盟國美國的彈道導彈成為可能”等措施。雖然該黨也表示要“增進與中國和韓國等鄰國的關係”，提倡加強東亞外交，但似乎沒什麼新意。
和自民黨相比，民主黨則更側重於和中國等“亞洲國家的關係”，該黨提出的“東亞共同體設想”也是其外交政策的一環。雖然民主黨也把日美關係定位為“日本外交的基礎”，但同時也表示要“建立對等的關係”，流露出將根據不同情況可能對美國的做法提出異議，推行獨立外交的色彩。
然而，《金融時報》亞洲事務編輯大衛.皮林認為，日本的經濟滑坡，加上在突破和平憲法約束方面進展極其緩慢，使得他在華盛頓的支持者日子並不好過。大力水手俱樂部（Popeye Club，得名的原因是由於許多會員來自美國海軍）的會員將日美軍事聯盟視為華盛頓亞洲政策的基石。他們主張，只有與志同道合的盟友（日本是關鍵）建立堅如磐石的聯盟關係，美國才能理智地與中國打交道。日本的支持者與那些有時被稱為“大陸主義鼓吹者”的人進行著艱難的抗爭——在從全球變暖到朝鮮問題等一系列事宜上，後者支持“到中國去”的政策。
他指出，日本民主黨即將取得的勝利不僅是政治上的重新洗牌，它還標誌著一個時代的轉變。實際上這將是第一次，日本由對戰爭沒有深刻記憶的領導人治理。他們將在沒有戰爭負罪感和戰後依賴感的情況下，尋求調整與美國的聯盟關係。不管有多麼艱難，他們還會努力構建一個安全同盟，承認日本與亞洲的聯繫和中國日益增長的地區影響力。就像一位美國評論員談到日本民主黨可能對華盛頓採取的姿態時所言：“坐下，起立，大喊！他們再也不會這麼做。”
不過，民主黨意欲弱化日美同盟的做法並不會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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