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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可平（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9月2日電／“民主就是一系列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權的制度安排。民主當然不是萬能藥，其實，民主的主要作用在於能夠較好地解決權力的產生和制約，即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人民自己喜歡和認可的官員選拔出來，授予他們以管理國家的權力，然後對其權力進行有效制約。”
俞可平，男，1959年生，浙江諸暨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地方政府創新獎負責人。200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也因此有中國共產黨“文膽”之譽。2008年8月中旬，在幾番聯繫之後，這位著名的政治學者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來的民主問題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記者：縱觀共和國的60年，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凡是比較民主的時期，國內形勢都要好一些；凡是民主受到壓制甚至嚴重破壞的時候，國家和民族就面臨倒退乃至災難？
俞可平：經歷過共和國不同階段的人，多數都有這樣的感覺：上個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改革開放後，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很好，大家覺得心情比較舒暢，思想相對活躍。從統計數據看，這兩個時期的經濟發展也相對較快。而這兩個時期，國家的政治生活比較健康，民主的氛圍較濃。
1957年反右以後，知識分子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全社會爆發內亂，經濟發展也受到嚴重影響。而從反右開始，特別是到了“文革”期間，黨和國家正常的政治發展進程被中斷。所有這些，都與民主法制遭到嚴重破壞有著直接的關係。例如，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唯一的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1957年開始就不能工作了，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與第三次會議的間隔長達28個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停止了運行，從1966年7月到1975年1月這8年多時間中，全國人大沒有開過一次正常的會議，也沒有審議通過任何一部法律。
因此，從新中國60年政治發展的實踐看，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正常的民主和法治建設進程一旦中斷或遭受破壞，國家和民族就會經受困難，甚至招致災難。“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在總結歷史經驗時也這樣說：“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
記者：60年來，共和國最大的進步是什麼？最大的災難又是什麼？在這個時期，民主的變化情況是怎樣的？
俞可平：我認為建國60年來最大的進步，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上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開始形成一種中國的發展模式。沿著這條道路，我們創造了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國家的綜合實力大大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民主法治和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的進步。
最大的災難呢，當然是10年“文革”的全面內亂，經濟損失數千億，國家現代化錯過了重大的歷史機遇，“文攻武衛”又使至少數百萬幹部群眾死於非命。還有就是1959年到1961年所謂三年“自然困難”，據最保守的一個估計，這三年期間全國至少餓死了1000萬人。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嚴重擴大化”，使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絕大多數是被“錯劃的”（除了不到100人之外，其餘“右派分子”先後都被“平反”），他們被剝奪了正常的公民權利。從這些巨大的民族災難中，我們今天可以吸取很多慘痛的教訓，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和法治建設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與人民的安居樂業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休戚相關。民主法治破壞了，民生必定受到嚴重影響，這個教訓要永遠記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