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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60年：渡盡劫波，兄弟終須握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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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發展，兩岸共享未來。 |
中評社／題：兩岸關係六十年感言 作者：章念馳（上海），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上海市政府參事、本刊學術顧問
兩岸關係是與新中國誕生同日形成的一個複雜的歷史遺留問題，它經歷了武力解放台灣到和平解放台灣，從和平對抗進入了和平發展階段，正在逐步邁向統一，這中間有許多經驗與教訓，作者以親身經歷概括了十二條重要體會。
六十年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這一年，我才七歲。這年5月27日，經過數日激戰而復歸平靜的清晨，祖母牽著我的小手，上街看到濕漉漉的街道兩旁睡著許許多多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祖母感慨地說：“這是正義之師啊”。這就是我對新中國的第一印象。
從新中國誕生的這一天始，兩岸關係也就形成。中國自1911年辛亥革命後，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和政權——“中華民國”，其後陸續產生了兩個主要政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這兩個黨在推翻軍閥統治時期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在抗日戰爭時期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後經歷了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形成隔海對峙，對抗不斷，相互指責對方為“蔣匪”與“共匪”，一場內戰依然沒有結束。在新中國宣佈誕生之時，毛澤東本沒有打算更改國號，因為這不是“中華民國”的消亡，而是對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繼承與發展；中國的主權始終是完整，僅僅隔海而治，仍是兩個政府間的內戰延續。如今兩岸關係也走過了一個甲子，我也親自參與了這滄桑之變，有著諸多感受。
從武力“解放台灣”到“和平解放”台灣
1949年後，大陸本欲一舉解放台灣，實現最終統一。但逾越台灣海峽，消滅國民黨殘軍，都是當時實力所不及，剛剛解放的廣袤大地，亟需休養生息。不久又發生了“抗美援朝”，1954年12月，美國因“韓戰”而與國民黨當局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1月，美國國會又通過了《台灣決議案》，明白無誤規定台灣和澎湖列島在受到大陸武力威脅時美軍有義務出兵干涉，明目張膽地將台灣納入美國軍事保護之中，讓我們解放台灣更增加了難度。台灣問題從一開始就夾雜著複雜的國際因素，而不單純是一個內政問題和兩岸問題。
國民黨去台灣後經歷了“國民黨改造運動”，建立了“戒嚴體制”，又推行了“地方自治”，實行了“土地改革”，進行了“十大建設”，掀起了“本土化運動”，又開始推行了“民主化運動”，“黨外運動”與“台獨”也乘勢而興。台灣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經濟上抓緊與國際接軌，使台灣經濟躍入亞洲經濟“四小龍”之列，人均GDP達4000美元左右，而大陸人均GDP至“文革”結束仍不足200美元，擴大了兩岸經濟差距；政治上採取“漢賊不兩立”政策，強化“反共”意識，讓台灣廣大同胞經歷了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又一次與祖國隔絕，讓他們的祖國意識更加空洞，加大了兩岸政治差距；外交上更加依賴美國和日本，即使美日與大陸建交後，台灣依附美日政策始終沒變。蔣經國治台期間創造了很高人氣，他清廉、勤奮、親民、愛台，開啟了“本土化”與“民主化”，啟用了“本土人士”治台，開放了兩岸探親。但他堅決拒絕“第三次國共合作”，他對大陸有很深成見，尤其對大陸的“階級鬥爭為綱”和“文革運動”，使兩岸和解失去了機會。
1949年後，大陸走了一條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滅資興無”道路，以“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到“反劉鄧路線”。政治上運動頻繁，國際上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對壘，經濟上“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兩岸敵對狀態高度緊張，從金門炮戰到閩浙粵千里海疆均劃為前線。儘管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解放台灣”口號改為“和平解決”，但對抗依然如故。毛澤東、周恩來雖然有第三次國共合作設想，我祖父的盟兄章士釗受命奔走兩岸，我祖父弟子曹聚仁更是充當兩岸秘使，穿梭於兩岸，最後都無功而返。大陸的意識形態化和兩岸經濟實力差距，使解決台灣問題拖延了下來。
我出身於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家庭，祖父章太炎先生為創建中華民國“七次追捕、三入牢獄”，父親系國民黨軍政人員，親戚大多是國民黨上層人士，其中不少人在1949年後去了台灣與海外。像我這樣的舊政權家屬及海外關係與台胞台屬的家屬，受株連者不知幾何，這都是兩岸敵對之故。因此我從知事之始就知道兩岸關係與台灣問題，我的命運也一直與之深深地聯繫在了一起。
毛澤東在1949年前即說，中國的核心問題，是“兩種命運”與“兩種前途”的選擇。汪道涵常說，近代中國人只有兩個使命，即如何推翻舊中國和建立一個新中國；毛澤東也說，推翻舊中國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說從1949年起，就形成了兩岸關係，構成了台灣問題，那麼解決台灣問題應放在中國的命運與前途中去加以思考，就台灣問題而論台灣問題是解決不了台灣問題的。可惜從1949年推翻舊中國後，直至1977年“文革”結束，怎麼建立一個新中國始終沒有找到正確方向，反使大陸瀕於政經崩潰邊緣，台灣問題當然也無法解決。
從“和平解放”到“和平對抗”
“文革”的結束與“改革開放”路線的確立，是新中國建立後的劃時代的轉捩點，大陸從“政治運動為中心”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閉關自守”到“走向世界”，“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成了內外路線的核心。為了確保改革開放有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鄧小平高明地提出了在國際上“韜光養晦”，在台港澳回歸問題上採取“一國兩制，和平統一”。1979年全國人大《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全新思維的開端。為了貫徹這條路線，開始落實對台胞台屬、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家屬、具有海外關係人士乃至右派及蒙受種種冤假錯案的老幹部和他們家屬的政策，糾正了對他們的歧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投入到“四個現代化”與“祖國統一”進程中來，將這數億萬計的消極力量轉化為積極力量。中國共產黨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首先是解放了人——解放了廣大知識分子和解放了“出身成份海外關係不好的人”，使他們成為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同時開始實事求是對待歷史，把辛亥革命看成中國革命的組成部分，也公正評價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從而贏得了廣大民心。鄧小平以“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樸素道理，率領十三億中國人民開始了新的長征——去建立一個文明富強的新中國。
在中國大陸發生巨變同時，台灣也發生了巨變，隨著“兩蔣”退出歷史舞台，李登輝主政後將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加以塑造，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致力建立台灣的“生命共同體”，加快了台灣的“本土化和民主化”進程，製造了“台灣悲情意識”，製造了“統獨、族群、省籍”的對立。他是一個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的人，他的十二年執政終於讓國民黨成為台灣的在野黨。而陳水扁執政的八年，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去中國化”、為台灣“正名”、“公投”、“修憲制憲”、“一邊一國”、“台灣主體意識”……，肆無忌憚地鼓吹“台獨”，他的每一個挑釁都足以引發台海戰爭，讓兩岸在高度緊張中度過了衝突的八年，也讓台灣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台獨”主張讓台灣從“經濟掛帥”變為“政治掛帥”，讓意識形態高度氾濫，消耗和浪費了許許多多社會資本，讓台灣地位日趨邊緣化，讓人們為“台獨”付出了巨大代價；加上陳水扁一夥的道德操守品行敗壞，終於被選民拋棄。這二十多年兩岸關係雖一直維持著和平，但對立與衝突不斷，形成了一個“和平對抗期”。
“文革”結束時我三十七歲了，隨著這個時代結束，我也擺脫沉重的出身包袱，離開了中小學的教書生涯，進入上海社科院從事近代史研究工作。複雜的“社會關係”反成了我為“四化”盡力的資源，開始參與許多兩岸交流，改革開放讓我煥發青春。從1983年起我擔任了上海市政協委員，1988年起擔任了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秘書長，後又擔任上海台灣研究會秘書長、副會長、上海台灣研究所副所長、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一系列涉台機構負責人，還有幸追隨原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等領導工作；如此深入地參與和見證了兩岸關係巨變，經歷了兩岸的驟風暴雨，至今還擔任著上海市政府參事，依然工作在兩岸關係的風口浪尖。我的一生似乎命中註定要與台灣問題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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