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1月10日電／政論家南方朔在中國時報撰文指出，看過港片《五億探長雷諾傳》的人都知道，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前的香港是個莫名其妙的社會；英國殖民官員高高在上，整個華人部分則擺著讓它爛，居間的則是華人探長和警察，他們參加到了賭娼毒每種行業，暴利的一部分則讓英國殖民官吏分享。這是個白道黑道的命運共同體，也是個罕見的超穩定結構。
而打破這種畸型超穩定結構的，乃是一九七四年“廉政公署”及同時期“撲滅犯罪委員會”的成立，前者最早打擊對象是警界，後者針對黑道。由於雷厲風行，一九七九年香港警察甚至爆發大示威，攻入廉政公署。由此可見整飭官箴，打擊犯罪是多麼的困難。要對一個畸型的結構進行大改革，它不可能靠做秀，而必須付出代價。香港在肅貪掃黑後，才開始成為一個現代社會。
而由最近的職棒打假球以及吳敦義與黑道大亨同遊事件，我們可以說台灣的黑道問題已到了不容只是淪為口水戰爭的時候了。最近職棒球員拿錢拿車收女人的新聞鬧翻天，這些球員儼然成了公敵，我則為他們抱屈。當社會黑道猖獗，以潛在的暴力為後盾，給錢給車給女人誰敢不收？這些球員如果有罪，他們的罪只是“怯懦”和在畏懼下無法抗拒誘惑，更大的罪應該由那些不能使他們免於恐懼的政治人物來承擔。由黑道炮製出打假球事件，再加上吳敦義出遊事件，已到了政府不容再把台灣社會擺著讓它爛的時候了。
中國民間社會，包括台灣在內，從清朝開始就黑道盛行。滿人以異族進行少數統治，對多數的漢人社會鞭長莫及；再加上滿漢矛盾，於是漢人民間社會遂根據“自組織”的原則發展出龐大的幫派組織。如沿海的“洪門”，長江及江南運河地帶的“清幫”，西南的“哥老會”等等，這些民間社會和清王朝處於一種既矛盾但又並存的狀態。而在價值上，這些幫派一方面模擬“天地君親師”等舊價值；另方面則又講究適者生存的實力原則。它們講江湖義氣，好勇鬥狠，乃是典型的灰道，視情況而變成白道或黑道。由於它是民間社會最大的組織，“同盟會”和“興中會”在倒滿革命時遂與洪門掛鉤，而蔣介石在當權抗日時則和清幫結盟。
而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來台後，由於“中央政權”需要地方勢力支持，遂使得它對地方幫派的態度相當消極縱容，只有在這些幫派組織搞得太過火時才用“掃黑”名目加以辦理，多半的時候則維持著一種合作共存的關係。這乃是長期以來台灣始終存在著極大的黑道勢力的原因。台灣經濟裡具有超高利潤的這個板塊，包括賭博、娼妓、批發及市場等，長程運輸業、砂石業、地下金融業、走私等，由於都需要以成幫結派，好勇鬥狠為要件，都成了黑道賴以成長的棲地。當然更別說情治系統與黑道掛鉤，甚至出現“江南案”這種特例了。就像打假球案裡，即有情治人員與黑道掛鉤，插乾股分錢之事。
從打假球到吳敦義出遊案，都顯示出台灣黑道問題的嚴重性。假球問題不能只辦球員不辦黑道。吳敦義出遊事件，也不能只是一陣口水，然後用“我爛你也爛”這種招數，相互抹黑就讓它過去。因為由這些事情都透露出問題的根本仍是黑道。而且據個人所知，近兩年來台灣經濟不振，於是相對的黑經濟這個板塊遂開始日益發達，台灣的地下放貸公司增加了約八百家，賭博詐騙及民間典當業也都開始興旺。黑經濟不一定都黑，但都多少要有一些黑關係。如果台灣再不針對反貪掃黑做出結構重整的大改革，只會讓台灣的黑化加深。
除貪與掃黑從來就是一體，它必須政治上無特權，司法公正而獨立，不能選擇性辦人辦案；必須改革白經濟讓黑經濟沒有生存空間，一個社會只有在這方面大改革，才夠資格稱為現代社會。如果黑道氾濫，黑白一體，連當個棒球選手都要提心吊膽，這又算什麼社會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