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1月15日電／台灣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文進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說，大陸戰略與管理研究會會長鄭必堅先生在“兩岸一甲子”研討會的演講中，試圖提出三大保證來消解世人對中國崛起疑慮：不走近代西方殖民“掠奪主義”、不走當年德、日“軍國主義”、不走前蘇聯“霸權主義”。表面上看來，中國對世界史的災難癥結似乎有較寬闊的史觀與警惕，但唯獨對台灣與大陸近六十年的曲折起伏，仍然只站在大陸一邊的詮釋觀點。
文章稱，大陸的史觀當然對公元一九五○年未能一舉解決台灣問題而感到挫折。但若能從中華民族大歷史的發展來看，台灣在國際潮流中所打開的格局，反而成為保護中華文化的最後堡壘，未嘗不是一件歷史的機遇。試想一九五○年若讓大陸的勢力順利席捲台灣，爾後三十年台灣必然同時捲入大陸大躍進、人民公社、與十年文革的腥風血雨。當大陸在一九七九年覺醒，決定邁向為人民追求福利的經濟發展時，若無台灣與香港國際經驗，與各項資源挹注，如何得以催化改革的火種與奧援？
文章說，此次會議雖然藉“一甲子”為題來拉開時間的長度，但六十年在這一代的人看起來似乎很長，若一旦置於歷史長河之中，其實還是容易見樹不見林，所以提出議題的語氣難免窘迫與侷促。凡研究中國三千年歷史的學者都知道，中國歷史上分裂與統一的年代幾乎各居其半（分裂時期約一三○○年，統一時期約一七○○年），整部中國歷史本來就是統一與分裂的循環更迭，而每次分裂若能歷經時間的醞釀與沉澱才能促進另一次統一的大局面。反之若各項條件尚未成熟，而倉卒統一，則必然帶來更大的災難與動亂。
文章稱，以兩岸近來最熱衷的“三國歷史”為例：當公元一八四年黃巾之亂，導致漢代帝國崩毀而揭起三國百年爭霸之史，當時司馬氏雖然乘機入蜀平吳，但歷史證明西晉本身並未真正消融當時北方留下的歷史難題，就在公元二八○年倉卒統一，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西晉統一不到十年隨即爆發“八王之亂”，旋又導致五胡亂華，使統一的王朝不到四十年，於公元三一七年再度分裂三百年。可見如沒有通過真正經濟、文化、社會的融合，即使號稱“天下一統”也只是“假象的統一”。當著名文學家左思，一方面在顧盼自雄地寫下洛陽紙貴的《三都賦》，誇示北方如何如何時，西晉帝國卻已再度危機四伏，崩解在即。
文章說，所以從諸多歷史教訓中，我們必須對歷史曲折的發展，具有史家的審慎與敬畏。今天若用宏觀視野來看待海峽六十年的分裂，必須正視台灣在大陸和平崛起中所注入的正面基因。換句話說，六十年的分裂，對兩岸政黨的“政權”而言，或許有些難堪與挫折，但對兩岸人民的福祉與能量的激盪蓄積，其實是正面的。正因兩岸的人民各自以其滄桑命運去探觸摸索中華民族的未來。職是之故，雙方的經驗都是極其珍貴的，只有勇敢地面對歷史曲折處所提供的玄機與不可抗拒的進程，兩岸一甲子的論述才有可以開展出積極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