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在謝富治的授意下，當時主管中央專案三辦的趙登程等對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採取了刑訊逼供，結果製造了“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誣陷朱德是這個黨的“總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總理”，“常委”有朱德、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志、楊成武等，“委員”有王震、蕭華、餘立金、伍修權、王炳南、劉伯承、譚震林等等。而且，這個“中國（馬列）共產黨”早在1967年7月，曾秘密召開過“代表大會”。
對這個被逼供出來的假案，連有的審訊人員都認為荒唐離奇。謝富治卻說：“周（慈敖）的情況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話就是個大成績。”並指示趙登程等人加緊逼供。為了獲得所謂“物證”，謝富治批准對經委幹部陳大倫的保姆及親屬等人辦“學習班”，逼迫他們交代陳大倫轉移的“偽黨”材料。陳的保姆於當年11月7日被逼自殺身亡。
公然提出“砸爛公、檢、法”
謝富治身處公安系統，他對公安系統造成的危害也最大。“文革”剛一開始，他就策劃奪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權。1966年5月，謝富治派出了由44人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在進駐北京市公安局一個月後，工作組人數增加至313人。謝富治在6月5日的5000名公安幹警大會上講話說：“對一些反黨分子、壞人撤銷職務，停職反省，我們早有這個希望，今天終於實現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獄。不僅如此，謝富治還夥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動奪取了北京市的領導權，北京市領導幹部13人遭到誣陷迫害，原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書記鄧拓和副市長吳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8月7日，謝富治在公安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發表了“謝八七”講話，公然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1968年4月，謝富治又授意劉傳新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名義，寫了《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特務間諜活動的一些情況的報告》，誣陷北京市公安局“長期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間諜特務活動”，《報告》還稱“市公安局的特務間諜活動是在劉鄧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務彭真、羅瑞卿、劉仁的指揮下，遵照美蔣旨意進行的”。《報告》上報中央，於10月7日以中發（68）142號文件轉發全國，成為謝富治等人“徹底砸爛公、檢、法”的根據，在全國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在“文革”中劣跡斑斑的謝富治，因為身體的原因逐漸停止了危害社會的活動。1970年，謝富治經診斷患有胃癌，1972年3月病死於北京。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撤銷原悼詞。1981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他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6名主犯之一。（來源：《黨史信息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