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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與劉少奇 |
七千人大會總結了建國以來12年特別是1958年以來4年的成績和經驗教訓，使全黨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達成了共識，但也留下了毛劉之間的分歧，這也是七千人大會引人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和劉少奇，一個在根據地、一個在白區摸爬滾打若干年，為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論和經驗，各自做出了重大貢獻，並成為所在領域的代表人物，兩人彼此欣賞，珠連璧合。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如何搞，無論對毛對劉還是對全黨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課題。雖然蘇聯已經有了一個現成的模式，根據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他們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來確立自己的建設道路。顯然其任務是十分艱巨的。
既沒有經驗可談，又不可能照搬他國的經驗，在艱難的實踐與探索中，自然，毛劉之間產生不同意見、產生磨擦也就在所難免，並且是常常發生。
最早是山西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接著是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問題，然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等等，這裡不一一贅述。上述不同意見的產生，因為是在工作順利的情況下出現的，並不牽扯個人的責任，又沒有形成一定的氣候，大家都是為了中國的繁榮富強，說起來也就是意見不一致的問題，談不上什麼恩恩怨怨的，因此並沒有根本影響他們之間的相互信任和友誼。1956年，中共八大時毛澤東把劉少奇等推到領導工作第一線；1959年，毛澤東又主動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由劉少奇接任，黨和國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工作時，情況就不同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但沒有實現原來的預想，相反還使本來就很脆弱的國民經濟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國經濟一片蕭條，尤其令人難於承受的是餓死了很多人！這個問題怎麼看？怎麼總結？如何向全黨乃至全國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領導，尤其是毛劉二人面對的一件大事了。
“大躍進”的首倡者是毛澤東，是他在反“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早些時候，周恩來、陳雲因為提出“反冒進”，曾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劉少奇雖然沒有被毛澤東點名，但也難辭其“咎”，因為他曾主持會議通過了“反冒進”的決策。“大躍進”期間，本來比較冷靜的劉少奇，也被熱烈的氣氛所感染，頭腦跟著熱起來。1958年9月，劉少奇到江蘇常熟視察，面對一個公社黨委書記報出畝產一萬斤的高產，信以為真地問：還能再高嗎？關於人民“公社”的名稱，劉少奇自稱他和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車上也積極地“吹”過，到了鄭州向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推薦，如此等等，事例很多。無疑，劉少奇在“大躍進”中也起了促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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