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六條依據雖都有作證的價值與可信度，但還達不到鐵證如山的地步，因為它們無法直接說明大墓的確切年代和墓主的身份，只能由此推斷出大墓很可能就是高陵。它們作為證據，既有可采信的價值又有讓人生疑的地方。所舉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出土於大墓，這些石牌當為墓主日常所用，且死後隨葬的器物標簽，古墓被盜，器物被拿走，留下的石牌雖被擾亂，但其存放的環境沒有變化，位置沒有大的改動，應該視為第一等的證據。曹操生前曾被稱為“明府”、“明後”，封王後，稱魏王，死後謚曰武王，即魏武王。魏武王謚號的使用始於建安元年二月，同年十月漢魏禪代，改元黃初，武王被尊稱為武帝，即魏武帝。武王之稱歷時八個月，石牌之作當在此間，應該是與隨葬品一起放置於墓內。而且石牌字體風格與鄴城遺址出土的曹魏時期石刻頗相類似。
至於“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後趙魯潛墓志”則是兩件征集來的文物，已經脫離了它們的原始保存狀態與環境，發生了位移。證據在發生變化的過程中，某些環節出現未知，人們不能將其連接起來，那麼其價值與可信度就要打折扣，對這些證據提出懷疑也是自然的。然而這兩件文物在作證據的時候，可與墓中出土的文物聯繫起來作為旁證材料。因其與大墓聯繫較為密切，可視為第二等的證據。“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行文、字體風格與出土石牌相類，因其是被征集來的，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魯潛墓志》曰潛卒於後趙建武十二年（345年）九月二十一日，“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墓志發現於西高穴村西亂土中，而且魯潛墓又無詳確之處。該志雖言及魏武帝陵，但未必能證明所發現的西高穴村大墓即曹操高陵。
同時代的墓葬構造由於遵循同一禮制，因而存在著某些相同的特征。參照東漢王侯墓制推斷西高穴村古墓的年代，雖然在學理上行得通，然出土文物刻字並無確切的紀年，所依據的其他考古材料只能作參證。西高穴村大墓風格樸素無雕飾，這與曹操禁厚葬、倡薄葬的思想主張是一致的。“斂以時服”、“躬禦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可與大墓風格相印證。但在諸多文獻中又言及“西陵煙樹”、地面建築和標誌物，這與“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有些不一致。大墓已經多次被盜，是真的“無藏金玉珍寶”，還是被竊一空，這也是無法確定的，況且墓中還遺留有金、銀、玉石等物，也與文獻稍有出入。
由以上依據可以認為：西高穴大墓有可能是曹操高陵，甚至可以說是鄴地考古發現中最具可能的一座古墓。然其可信程度未滿，疑點、漏洞不少，在現有的情況下，作出“確認”，似乎有些過急。若要確認，一些關鍵證據應有掌握，相關證據仍需補充，關於曹操的深入研究亦應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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