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用了一只文化眼來看，疲憊中就會湧現些許溫暖；而文人們愈開始把世間未有的體驗，頻頻用喜劇和圓滿來包裝了；比如馮先生在文中寫道：“火車馬上要開，車門已經關上。這男子急了，大概他怕大年夜趕不回去，就爬車窗。按常規，月台上的值勤人員怕他出事，一定要拉他下來，車上的人一准也要把他往外推。但此刻忽然反過來，車上的人一起往窗裡拉他，月台上值勤人員則用力把他推進車窗。那一刻，車上車下的人連同那中年男子都開心地笑，列車就載著這些笑臉轟隆隆開走了。”這就是文化眼的魔力，捕捉到了一個讓人喜極而泣的幸福鏡頭，又賦予了如此豐富的文化內涵，便可以有聲有色地大加弘揚了！殊不知，這種爬上車的幸運兒能有幾個！還有誰能那麼幸運地被後面的人往車上推，又恰好被車上的人往車上拽，如此幸運加巧合地上了返鄉的列車呢？可眾多媒體的記錄鏡頭中是那麼多沒有上車的旅客一臉沉默，默默地等待，在如此強大的現實壓力面前，談任何一種文化都讓人們覺得不合時宜。
一個往家裡趕路的人，一路風餐露宿，那一路的無奈與掙扎是沒有這種體驗的人能想象得出的。但驥才先生有感而發：“每每望著春運期間人滿為患的機場、車站和排成長龍的購票隊伍，我都會為年文化在中國人身上這種刻骨銘心而感動。”這是標準文人式的矯情，無病呻吟；沒有親身體驗，偏用一貼著情感標簽的游標卡尺來測評世間萬象；殊不知用了這些瑣碎的量化、惱人的比例和驚人的數字來衡量人類的情感，豈是游標卡尺的刻度能測度得了的？還是測評人的心理矛盾重重，把一種俯視異類的眼光，非常勉強地輻射到人類身上，殼無論用什麼拼裝術都包裝不出讓人感動的文化，因為這種文化的內核隱含著令人生畏的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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