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意義政治的酷兒文化中的人性想象來自於性身份的多維體驗與表達。性器霸權主義下的器官化與非器官化多維的欲望體是人性想象的基礎。而文化的開放最終放縱了人性的想象，並使人性的想象顛覆了既定的性體制建立起來的社會倫理。藝術使人性的想象中的性的緯度變得寬廣起來。於是虛擬的性實踐更能帶來快樂的性身份。其一，性身份的多重主體表現在婚戀的問題上，兩性文化角色兼而有之。中國女藝術家通過藝術表演，來表達自己與自己建立一種象徵性的婚姻關係，質疑由兩性關係建立起來的社會倫理與道德的觀念。其中，借用兩個媒介體，一是棺木，一是作為表演主體的女性身體。當身披婚紗的女藝術家從棺木走出，死亡與再生同時由女藝術家一人承擔。此時，性身份主體上多重性的酷表演，挑戰世俗文化中的任何帶有契約性的兩性統治與被統治關係。這種酷藝術將觀念的文本轉化為具有社會實踐性的性政治的文本，創造出多元的性權力的話語方式。其二，女酷兒在“童貞生育”的藝術表演，挑戰男性中心主義下的帶有契約性的生育觀。同時，收回女性身體的控制權是女性主義“童貞生育”觀的身體政治的一種表達。所謂“童貞生育”是指在沒有男性性行為的情況下，女性通過授精卵技術受孕的身體行為。自從試管嬰兒技術的誕生之日起，女酷兒的“童貞生育”成為了意義政治的重要表達。在男性主導的社會裡，女性的生育來自強制性的異性戀契約。舊體制下的三妻六妾無不是圍繞著父權文化生理需求的性欲工具與傳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女性性心理的壓迫感來自插入的被動性。當異性戀生育觀的社會倫理遭遇解構的壓力，來自於女性通過主動尋求男子精子的試管嬰兒技術誕生自己的作品（孩子）時，第一，放棄插入的被動性，挑戰了異性戀統治下的社會倫理，建立了女性新型的社會倫理的價值觀；第二，“童貞生育”的主動性，挑戰了異性戀統治下的社會性心理，建立了多元的政治話語權。當男性主導的社會在譴責女酷兒的“童貞生育”有悖於社會的倫理時，說明男性主導的社會的主流文化發生了動搖。女酷兒的“童貞生育”是性身份主體意識的一種強調，是對異性戀主導的性器霸權主義的反叛。女酷兒在“童貞生育”的藝術表演中，男性主導的社會不敢應戰的虛弱與虛偽，說明酷兒文化中性身份的多維體驗與表達的空間已經建立。雖然女酷兒在“童貞生育”的藝術表演中旨在收回女性身體的控制權，實際上也是在建立新型的女性生育政治權力話語方式。作為非器官化多維的欲望體的中國女藝術家的酷藝術，挑戰作為器官化的欲望體的男性中心主義，凸顯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的質疑精神，也彰顯了女性主義藝術的中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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