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台軍售，實則是加大了兩岸統一的代價和成本。”朱成虎說，其實，兩岸統一的簡潔方式就是台灣當局承認一個中國，“最小的付出只是一句話，而不是動輒花數十億美元購買軍備。”
以戰略組合拳對美違規行為加以“清算”
針對此次美國對台軍售，外交部、國防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台辦等同時發出強烈抗議，國防部外事辦公室領導還奉命召見美國駐華使館國防武官，可謂前所未有的高調。
對此，羅援認為，彼此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關切，是中美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前提。“台灣問題事關中國領土主權、安全等核心利益，中國不可能有妥協的餘地。”在他看來，此次中方強烈反應原因有四：
一是我方早已將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社會制度、可持續發展三大核心利益關切告知美方，溝通透明，但美方卻明知故犯；二是2009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戰略對話，奧巴馬有意推動兩國關係重新向“全球性戰略夥伴關係”方向邁進，重申致力於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但美方卻沒有兌現承諾，再次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三是中美建交以來，中美兩國簽訂了三個《聯合公報》和兩個《中美聯合聲明》，而美國在30多年間，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中國底線；四是去年底，在美國宣佈執行布什時期售台武器計劃的3天裡，中方曾先後5次表示強烈反對，但美方都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因此，此次中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
“隨著中國整體實力增強，中國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也隨之增強。”羅援認為，中方未來針對美國售台武器所採取的表態、行動會越來越強硬，“這是國家實力上升的必然。”
“從長期來看，美國對中國總體戰略未變，解決對台軍售問題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方實行的反制措施也需做好長期準備，不能是對方對台售武一次，我們反制一次，而要把反制措施放在一個較長的時段裡加以綜合考慮。”朱成虎說。
“對台軍售是一項綜合性措施，觸及到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所以，我們的反制手段也不應僅局限在軍事方面，而應採取一套標本兼治的涉及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戰略組合拳。”羅援建議。
他說，對此需要與美國進行一次戰略對話，加以清算。因為“八.一七”公報是美國對中國作出的鄭重承諾，特別是第六條講到，不尋求一項長期對台軍售的政策，美國對台軍售的質量和數量不能超過中美建交前幾年的水平。而中美建交前幾年，美國對台軍售的數量只在2億到4億美元間，而且從質量上看，當時美國售台的導彈僅為“霍克”導彈，而現在不僅數量上不減反增，諸多先進武器亦赫然在列。
朱成虎認為，首先需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清理涉及台海兩岸問題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法律條款：
一是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這正是多年來美國藉以明目張膽地干涉中國內政的依據之一，是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的禍根。而實際上，《與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企圖以美國國內法修改或抵消美國在具有國際條約性質的中美聯合公報中所承擔的法律義務，這是一種違反國際法的背信棄義的行為。《與台灣關係法》既不能超越國際法準則，不能代替、更不能高於中美聯合公報，也不能與中美聯合公報平起平坐，相提並論。《與台灣關係法》不僅不能成為美國片面處理涉及中國主權與中國內政事務的有效文件，更不能成為以售武形式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的合法依據。
二是美國里根政府在簽署“八.一七”公報之前對台的“六項承諾”。即：對兩岸統一不設時間表；在售台武器之前不與大陸磋商；不當兩岸的調解人；不修改《與台灣關係法》；承認台灣的主權；不迫使台灣與大陸進行和談。“實際上，這‘六項承諾’雙方都沒有簽字，等於是一紙空文，和《與台灣關係法》一樣，本身不具合法性，本身理不直氣不壯，但總被美國拿來當作擋箭牌，被台灣拿來當作定心丸。”羅援建議對此需要一併清算。
三是清理美國國會《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這一限制兩軍在12個領域開展交流的法案。“可以先易後難，先急後緩，通過戰略對話，對美國涉華的文件、法律法規列出清單，逐一清理。”朱成虎認為，“這些障礙是歷史形成的，解決起來尚需過程，但希望美方能認真、妥善照顧中方的關切，信守發展兩軍關係、兩國關係的承諾。”
“美國必須兌現對中國人民的承諾，要對它所說的‘逐漸減少，直至最終停止對台軍售’的承諾負責，要制定出一個路線圖，給出一個時間表，制定一個量化標準。”羅援認為，除了督促美國履行“八.一七”公報中的承諾外，反制美國的措施應標本兼治：
從治本的角度來看，首先是要增強我國的國防實力。特別是在兩岸關係已經緩和的情況下，美國再次觸犯我核心戰略利益，也給我方一個非常正當的理由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加強武器裝備的研製、採購。“我們可以借鑒美國在其2010年國防預算報告中‘追加戰爭撥款’的做法，明確提出因為台海威脅，增加軍費投入。”羅援建議，也可以借鑒2007年俄羅斯應對美國在捷克、波蘭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的做法，調整我方的軍力部署。在地緣政治上，我方也應加強與俄羅斯等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加大軍事交往。朱成虎補充說，美國售台武器，對我國東南沿海的軍事設施安全構成了新的威脅，這也逼得我方不得不加大國防投入，調整部署。
從治標的角度看，羅援建議，一是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找準美國的軟肋，加以反制。二是可以旁敲側擊、暗渡陳倉。現在中美之間是利益攸關者，在許多利益上交叉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可採取拋售部分美國國債等經濟手段進行制裁。三是制裁參與售台武器的美國軍工企業，如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等。四是採取不合作態度。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曾說，中美兩國現在已是“同舟共濟”的關係了。這就如同兩個人在划船，美國先打亂了步驟，我們也要打亂步驟。“中國要提醒美國人，不可能一方面要求中國在很多方面與美國合作，另一方面卻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
“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已今非昔比，我們手裡也有許多牌可打。”柯春橋認為，對美國既可以進行“軟反制”，也可以進行“硬反制”。軟反制包括中斷中美兩軍關係，表達官方和民間的共同抗議；硬反制則是在美國有求於中國合作的方面採取相應措施，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不過，他同時也提醒，需要客觀認識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將對美反制措施放在一個長期戰略的考慮中。
“特別是在兩軍交流中，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發展，美國對中美兩軍交流的熱情很高，希望瞭解中國軍事實力，瞭解中國的戰略意圖，2009年奧巴馬訪華時也力推兩軍交流，我方處於主動地位。因此，在當前背景下，對於我方有利的軍事交流可以進行；凡是對我不利的，就可中止；對雙方都有利有弊的，可先緩緩。”朱成虎主張採取戰略博弈的態度對待。
“總的原則就是要‘有理、有力、有節’。”羅援說，“有理”，我們已經佔領了道義制高點，是受害者，是後發制人；“有力”，就是出手要狠，要打到痛處，讓其知道在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時，也是要付出代價的；“有節”，就是要掌握好出拳的時機和力度，設計好組合拳的出拳套路，分寸拿捏得當。
中美關係再添波折
此次軍售也勢將影響兩軍剛剛恢復的軍事交流。2009年10月，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訪問美國，因2008年10月美國布什政府宣佈售台武器而受到嚴重干擾的中美兩軍關係得到了恢復。今年年內，雙方已安排了一系列新的交流活動，包括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實現互訪、中美軍艦互訪等。這次對台軍售獲批，無疑會嚴重影響這些預期進行的交流活動。
從中美兩軍關係的發展前景來看，朱成虎認為，美國對台軍售是“損人不利己”的。首當其衝的就是破壞了雙方的互信度，將影響和阻礙兩軍之間的交流，影響未來中美兩國在反恐、氣候變暖以及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合作。同時，中方也可能會推遲美國感興趣的合作，比如進行核戰略交流、增強軍事透明度等。
朱成虎認為，隨著中國的發展，中美之間的摩擦不斷增多，“這不足為奇，也是雙方關係成熟的一個表現，並不是壞事。”但同時，他指出，需要看到的是，台灣問題的長期存在是美國對華戰略大框架下的必然結果，所以要認識到台灣問題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從長遠看，美國的全球戰略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他將其概括為：依托兩約(北約和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立足兩洲(亞洲和美洲)、控制海洋、扼制中俄、獨霸世界。
“當前中美關係仍然趨穩，對抗因素亦會增加，但不致出現分裂，不會導致戰爭。”朱成虎看來，社會意識形態的差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新崛起大國必然受到既有大國圍堵的規律，以及中方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拓展自身利益的客觀需求、美國政府以及軍方對華態度差異等多個因素，導致中美之間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的共同利益已經遠遠超過了雙邊關係的範疇，具有更廣闊的戰略和全球意義。”柯春橋認為，尤其是在世界仍未走出金融危機，同時還面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核不擴散等全球性問題的時候，中美關係出現波折既不符合美方利益，也不符合時代發展潮流和世界安全與繁榮。
在羅援看來，當前美國面臨“一二二”困境，即一大金融危機、兩大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兩大核危機(伊朗核危機、朝鮮核危機)。這些都事關其核心戰略利益，美國都需要在這些方面得到中國的理解和合作。
“合則兩利，斗則兩傷，發展中美關係，要從戰略全局出發。”美方要克服國內鼓噪，摒棄冷戰思維，負責任地履行承諾，成為了多位受訪專家的共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