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9日電／光明日報刊載林建法文章指出，2009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是一個標誌性的時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會算起，那麼，中國當代文學已經有了60年歷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為時間點，那麼，新時期文學也已經有了30年，據此，60年的歷史又被學界分成了“兩個三十年”。近幾年來，以變化的歷史語境為依托，關於當代文學60年（或者“兩個三十年”）的討論一時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界的主要話題。特別是2009年，討論中國當代文學60年的學術會議不斷，刊物上發表的無數論文也相對集中在這個話題上。因此，關於當代文學史的研究、文學批評的反思和作家作品與思潮現象的論述，也就成為2009年文學研究的三大部分內容，而這些內容涉及歷史、當下與未來，呈現的是中國當代文學學科整體性推進的軌跡。不妨說，2009年的文學批評集結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諸多關鍵問題，2009年的文學批評不僅僅屬於2009年，文學批評站在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上。
因為有了60年的沉澱，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經典化成為一種可能，即便是關於當下創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賦予了“歷史背景”。這一特點，反映在批評之中，便是重返歷史現場。最遙遠的歷史話題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劉再複和李澤厚的對話《共鑒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異，我們未必完全認同其中的一些說法，但再睹20世紀80年代兩位思想者的風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歷史整體性和階段性的思考，是重返歷史現場的主題部分。在新時期文學初期，文學界是以否定“文革”時期的文學為開端的，因為“四人幫”提出了“十七年文學”存在一條所謂“文藝黑線”，所以在否定“文革”時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學”。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十七年文學”的批評和否定的聲音逐漸增多，近幾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學”的研究一時成為熱點。“十七年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初階段，其後文學進程的多數重要問題都與這個階段相關。因此，我特別重視丁帆在本年度發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學”的轉型節點上》，這是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思想史的關聯性》的論綱。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其論點曾產生廣泛影響。這些年，丁帆始終以文化批判者的獨立精神直面歷史與現實問題，以鮮明的價值判斷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這篇論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觀點，但對歷史的論述更為細致、透徹，特別是比較完整地呈現了他的文學史觀。這樣一個特點，也似乎是南京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種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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