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1日電／中華讀書報刊載署名莊際虹的文章說，楊周翰先生評論十七世紀英國文學時，有這樣一句話：“英國歷史上的十七世紀，尤其是前六十年，是個偉大的時代，動蕩的時代。”中國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也可以說是這樣的六十年。花甲之年，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昔者，黃帝將甲子分輕重而配成六十，號曰花甲子。”(《三命通會》)其“花”字別有奧妙，借之而喻中國當代文學，也頗貼切。
文學的發展不僅直接受到歷史的影響，還是歷史最好的折射鏡。反觀六十年的當代文學，無論是“革命樣板戲”、“傷痕文學”、“尋根文學”，還是 “現代派文學”、“新寫實小說”，無一不鐫有深刻的時代印跡。也正因為此，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書寫有著相當的難度。信史度過強，新一代的讀者會覺得乏味，不免會招致“在一個精神膚淺囂張的時代裡，流行的作品只能是膚淺囂張”的批評；個性化色彩濃一些，則又極易受到老一輩學者“不按學術規範操作”、“武斷主觀”的指責。
19世紀末的法國傑出文學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在其名著《法國文學史》中指出，文學史和歷史是有區別的。它們雖然所研究的對象都是過去時，但文學的過去是與讀者的現在相聯繫的“過去”，文學史的對象永遠都具有現實性，而不是“歷史文獻”。所以，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序中就說：“文學史家的首要任務是發掘、品評傑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