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國通”主導對華政策
李侃如師從已故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A.Doak Barnett）教授，而鮑大可與費正清和斯卡拉賓諾（Robert Scalapino）過去並稱為美國的“三大中國通”，是美國當代中國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費正清主攻歷史，鮑大可則主研新中國的政治與外交，著有《周恩來在萬隆》、《中國西部四十年》，而以李侃如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問題學者則恰逢美中關係改善後的改革開放，比前輩有更多機會同中國社會各界進行深入接觸。因此可以說，《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一書的成果建立在西方幾代漢學家和當代西方對中國研究的厚實積澱之上。
而在中美關係的歷史上，美國的“中國通”通過著書立說或者政策咨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施加了諸多影響。新中國成立之後，美國國內在一片“誰丟失了中國”的討伐聲中，反共產黨的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朝鮮戰爭的結果更加推波助瀾。美國國務院中的中國問題專家如謝偉思、戴維斯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擠和迫害。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拉鐵摩爾自幼生長在中國，1949年被聘為美國國務院遠東問題顧問，主張承認新中國，後遭到審查和指控，被迫流亡英國。而費正清教授也受到了排擠和冷落。
1959年，斯卡拉賓諾在一份美國外交政策報告中，第一次較為全面地提出了對華政策新建議：放寬對華貿易禁運；贊成中國進入聯合國，並擔任安理會理事國；給予新中國事實上的承認等。1960年，鮑大可出版了《共產黨中國與亞洲》一書。兩年後，紐約對外關係委員會主持了一個題為“世界事務中的美國與中國”的研究項目，前後共出版了8本書，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世界各國的對華政策等方面。作為該項目指導委員會的成員，鮑大可後來成為實際的協調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