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3月15日電／短短一周，馬政府兩名“內閣”“閣員”在政策風波中掛冠請辭。所不同的是，楊志良對漲保費的專業堅持得到不少民眾肯定，同時也為保費調整排除了若干障礙；而王清峰拒執行死刑的道德訴求，攪翻社會一池春水，卻讓問題的思辯走向倒退，更讓政府陷入進退兩難之境。
聯合報社論指出，楊志良和王清峰為理念不合而求去，較之官員因貪贓枉法而去職，或為戀棧而不惜出賣公權力，至少留下了獨特的身影，其品操難以一筆抹煞。雖然吳敦義還在極力慰留楊志良，但兩位平素風評不惡的政務官以如此爭議的姿態求去，其間輕重是非，確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楊志良是學者出身，王清峰原為人權律師，均素有不錯的專業形象，這也應是他們獲邀入閣的主因。兩人既投身政治，即應以專業能力服務新的角色，以求有利於社會和人民，未料兩人最後都卡在個人的信念求去。兩相比較，楊志良的堅持是基於決策理性，以維持健保制度的健全為出發；而王清峰的廢死堅持，則只顧維護個人信仰，卻忽略了社會現實與職務角色。
最令人驚訝的是，在王清峰的價值天平上，她心心念念四十四名死刑犯的生命權，聲稱願意為他們“下地獄”；但對另一端對治安存疑義的廣大民眾卻冷眼以對，亦對曾因暴行受難的家屬也幾無一語寬慰。即使廢除死刑是“國際潮流”，但一位“法務部長”面對本國人民的疑慮，能視若無睹嗎？王清峰在理念與實務之間的失衡竟嚴重到這種地步，不僅偏執，也倒置了本末。
政務官的個人信念是一回事，要將這個信念灌注到施政上，仍須透過合法及制度化手段來達成；但王清峰一再強調廢除死刑的必要，卻不設法尋求程序的完備。不僅如此，她在處理問題時連續作出過激表現，反讓事情愈發棘手。例如，她形容簽核執刑令為“殺人”，不啻妖魔化了部長的制度角色，也把這個原罪強加到繼任者身上。而她輕鬆下台而去，維持了自己“尊重生命”的形象和信念，遺下的“殺人”問題卻拋給政府和台灣社會去承擔。這種態度，確實頗有可議。
以“法務部長”之角色，王清峰原本有許多機會和管道向民眾宣導尊重生命的意義，以目的及手段兼顧的方式，徐徐向廢死的法制道路推進。但她捨此而不為，卻以驚世駭俗的言論推銷自己的信念；如此一來，反而把社會輿意的討論推向更保守的極端。經過此一事件，如果台灣社會對廢除死刑的抗拒更大，國際對台灣人權指標的評價下降，王清峰恐怕難辭其咎。她暴衝式的去職，可謂“輕於鴻毛”。
除了廢死，王清峰留下來的一課，還有政治人物如何實現“個人信念”的問題。王清峰為個人理念而去職，她稱自己是“做對的事”，這句話存在著莫大的弔詭。第一，做對的事，未必“做對事”。第二，對王清峰個人而言是對的事，對社會未必是對的事。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當年曾區分“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認為只講“信念”的政治家，是不負責的政治家；因為他們只追求個人的心安與道德的純潔，卻忽略了公眾人物對社會的責任，怠忽了公權力的職責。“信念政治家”往往只是任性地發洩道德情緒，既不準備與他人辯論，也不準備說服別人，更不在意自己言行會帶來什麼後果。這種道德聖人，或許原本即不應該進入實際政治操作的領域，因為在他們的道德優越感之下，不容許別人與他們平等。
王清峰在強調生命權時，未必意識到自己在誇示道德優越感；但政務官面對沸騰的民意，若只能退回到個人信念的堡壘，那等於宣告棄守公共領域。王清峰下台，真正令人惋惜的是，她到最後一刻對己身所負的責任倫理仍一無感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