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3日電／北京日報刊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黃敏蘭的文章說，近代思想史上的“中體西用”說，廣為人知，而“西學中源”說，知道的人就不太多了。實際上，它對於中西文化的交流乃至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曾起到重要的影響——
近代開放史上的“西學中源”說
“西學中源”說似乎不如“中體西用”說那樣廣為人知，然而它對於中西文化的交流乃至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曾起到重要的影響。
“西學中源”說是誰最先提出的
關於“西學中源”說，前段時間，《社會科學報》曾刊載一篇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艾爾曼教授的專訪，文中簡單提到了“西學中源”說：明代耶穌會士來到中國，中國人發現他們帶來的很多東西是中國很早就有的。另一方面，當時中國人需要改革，但是不能通過直接否認自己來學習西方，而承認西方是進步的、但源頭來自中國，這種迂回的方式才可以使改革的阻力變小。所以這個說法自明朝末年到乾隆時期一直很流行。到19世紀末，這種說法被日益放大，最後變成什麼都源於中國了。“Democracy”（民主）是從《周禮》來的，“賽先生”和微積分也來自中國。甲午戰爭後，人們開始覺得“西學中源”說沒有道理，此後的革命家、改良家就開始一概否定中國文化，從而放棄“西學中源”說。
那麼，誰是提出“西學中源”說的第一人？有學者考證，最先提出“西學中源”思想的是黃宗羲，而另外兩個先驅者為方以智和王錫闡。近來有學者指出，更早的徐光啟即已提出西方的算術之學在古代中國就有，現在引進西方這些學問不過是恢復中國固有傳統而已；李贄也認為利瑪竇所宣揚的西方學說在中國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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