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3月23日電／文化評論者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說，西諺有曰：“你不能射殺帶來壞消息的送信人。”這句話在今天的台灣，格外使人感慨！
因為，壞消息乃是人們不想聽也不願聽的消息，因此他們的第一個本能反應，乃是趕快把送信人殺掉，以為送信人消失了，所帶來的壞消息也就變得不存在。殊不知殺掉送信人，其實只是讓自己失去了針對壞消息做好準備的時間。殺掉送信人的結果，最後是殺掉了自己！
在過去一年多裡，替馬政府帶來壞消息的送信人多矣，但有權者或因昧於現實而自信過度，或認為那一點形象資本即可一路撐到二○一二年，因此遂對所有壞消息皆佯裝未聞，甚至對送信人心生恨意；而台灣根深柢固的兩極政治，也使得護航護短者從不缺乏，於是，壞消息的警惕作用遂完全無法發揮，而這一蹉跎就是兩年。當最新的民調顯示馬的聲望從去年“八八”迄今，已八個多月持續在下跌；馬的民心指標不但落後蘇貞昌一大截，而才竄起不久的蔡英文已能和他打成平手。這已證實了送信人過去所帶來的壞消息。送信人並非惡意與偏見，只不過是早了幾天就察覺到他的病灶。送信人所送的其實是對的消息。
因此，現在應該到了他們澈底反省的時候了，而最核心的反省，一定需回到領導學裡“領導性”的這個問題。無論任何體制，領導人地位的穩定都不能只靠“身分”與“角色”，而必須由他的“領導性”來證明。近代美國主要政治學家之一的奈斯比（Robert Nisbet）在《權威的黃昏》裡早已指出過，一個夠資格的領導人應當是“一個社會團結與共識的象徵”，他必須是那個社會的凝聚點，而不能成為力量分散的來源；從掌權之日起他就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起自己的信用，使自己的政黨與有榮焉，使對立的政黨視他為可敬的對手。因此，奈斯比教授遂指出，好的領導人必須有某些特殊的英雄風格，但他也警告說，現在這個時代出名容易，與“指揮位置”無關的大眾英雄已可藉著“表演自己”而出人頭地，兩種不同的英雄模式，已對領導問題造成了混淆。
而類似道理，喬治梅森大學教授柯文（Tyler Cowen）在《名聲何價？》裡則有另外觀察。他指出在媒體時代，一種只想討好各方，獲得掌聲，碰到問題就閃，以免被罵的政治人物遂告出現。這種政治人物已使得討人喜歡的名聲很大，與得到尊敬的領導能力很強，兩者之間互相排斥。名聲很大但領導權威小，遂開始在現實政治上出現。這就是馬英九今天處境的寫照，這就是“領導性”危機。
因此，他們不但不應“射殺帶來壞消息的送信人”，反而應該感謝這些送信人，因為這些送信人帶來的其實才是對的消息。在過去一年十個月裡，他把自己那一點看起來很大，但實質上很小的形象資本，過度膨脹，居然超過了全球民主制度公認的政黨責任制。這種顢頇自大，已使他的基本群眾離他遠去，而他那一點形象資本又不能轉化成政績資本，由“二線總統論”到“八八水災”，那種不敢擔責任的畏事作風，則被人們看破手腳。而在兩岸關係上，他意圖討好各方替自己找個最安全位置的手法，最後是沒有一方的好被討到。他滿意度持續下滑，不是被任何人打敗，而是自己打敗了自己。
而我們也不能否認，他們在最近期間確實想在庶民問題上有點表現。但我們也應知道，當領導人的領導權威出了問題，他們即失去了對任何問題定調的制高點，再加上若有任何瑕疵，每件事都莫不治絲益棼，父子騎驢的困境無所不在，任何人皆可用“是否選票太多”來施壓或發洩。“領導性”出了問題，已注定“不可能做出人們會滿意的事”。如果再加上極受非議的蘇起又被起用當特使，這種事情要想滿意度回升，那已是毫無可能了！
“領導性”出問題，就須從領導性的重建這一點上找答案，這必須從方針到人事全面重新來過。而我們的當政者會這麼做嗎？或是把帶來壞消息的送信人全都射光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