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和實體經濟博弈。在後金融危機背景下，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預期維持匯率穩定甚至貶值，以期維持開工和就業，獲得更大的國際競爭力。此前，德意志銀行曾經測算，假設人民幣在一年內兌美元升值3%，人民幣的實際匯率上升幅度為2.2%，這將導致出口增速下降1.5個百分點，進口增速上升1.8個百分點，同時使出口部門減少約30萬個工作崗位。後金融危機時代，人民幣升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應該比上述測算更為嚴重。
而以證券、投資基金為代表的虛擬經濟預期匯率升值，以期獲得更多的流動性。應該說人民幣升值問題的二重屬性博弈，核心上取決於是否將穩定就業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目標，是否考慮將擴大出口作為國家當期戰略。
大國間的博弈。由於匯率變動，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的影響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存在典型的重複的囚徒困境，即在大國間匯率博弈中，最佳策略是依賴於可能的對手的策略和他們怎樣對合作和背叛作出反應，現實中採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政策往往是十分有效的。根據美聯儲（FED）的計算，美元指數在2009年3月觸及2年半高點後大跌了13%。按年計算，該指數下跌了8%，創2003年以來的最大跌幅。儘管美元指數在2009年12月溫和反彈，但該指數仍在歷史低點附近徘徊。美國近期打出了一系列的“出口牌”，預示弱勢美元將是美國中長期戰略。美國一方面自己放任美元貶值，另一方面要求別國升值，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讓百姓點燈”。
另外，對實體經濟而言，在實施“走出去”戰略，開展境外投資問題上，人民幣與發展中國家貨幣的匯率均衡點是什麼？這既是國際經濟學上的一個大難題，也是經常被決策者忽略的一個問題。人們往往簡單地認為人民幣升值對境外投資利大於弊，事實上還需要認真考慮被投資國別的匯率制度以及變動趨勢，否則很容易“賠了夫人又折兵”。
認清四大本質問題
人民幣匯率問題是典型的“兩難美德”
中國高儲蓄特徵決定了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內生性缺陷。一般來說，有美德的人總是進行大量的儲蓄，東亞的國家儲蓄率相對較高。“兩難美德”的意義就在於，對中國等高儲蓄率的國家而言，若保持經常賬戶順差，向外貸出美元並成為債權國，隨著其美元儲備的增加，逆差國就會指責其貿易順差是不公平的，是美元匯率被低估和操縱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本國的美元持有者則會因本幣升值期望不斷加強，而不斷增持本幣。在這兩方面的持續作用下，本國的利率會不斷壓制，理論上最後接近於零。正如當代金融理論的奠基人麥金農教授所言，在這種條件下，一旦拋售美元購買本幣的風潮開始，政府就會陷入兩難的境地。如果匯率不斷升值就會導致嚴重的通貨緊縮，直至最後陷入零利率下的流動性陷阱，正如上世紀70年代以後的日本；而如果不升值則容易引發外國的貿易制裁和匯率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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