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八十年代末全民文學熱，現在感覺作家更邊緣化了？
王蒙：現在的老百姓選擇更多樣了，年輕人考大學選專業，不像過去那麼熱愛選中文系，如今更愛選電腦、經濟、外貿。從國家行為來說，至少表面上保持了對文學的重視。過去在革命高潮中，意識形態對文學起的作用非常大。革命勝利初期，人們需要借助文學為革命尋找出路，尋找方向。那時候是尋找精神旗幟和火炬、雷電。現在新中國建立60多年了，很多人是抱著輕鬆、娛樂的心情看待文學。八十年代張潔《沉重的翅膀》引起爭論的時候，鄧小平說：“我有時候也看小說，我需要換換腦筋！”這是典型的鄧小平，他沒有唱高調。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會議，有很多科學院院士說，我們也愛看小說！我問了一下，他們百分之百的看金庸的小說，沒有一個說愛看我王蒙的。
現在人們對文學沒有精神火炬、雷電的期待了。我年輕的時候，有“三紅兩闖”，《李自成》、《紅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那時候都是膾炙人口的，現在從700部裡頭挑不出過去的“三紅兩闖”了。但是別籠統地說，“那時候好，現在差。”不經過一段時間的淘汰和沉澱，看不出來。
《小康》：在《莊子的享受》裡，有一節你拿莊子和《紅樓夢》比較，說到一個觀點：一個人能夠看到並接受世界的變化，但是能堅守內心的原則和準則，這是不是你自己的寫照？
王蒙：我倒沒這麼檢驗我自己，但是所有人都有變的一面，也有不變的一面。賈寶玉用極左的方法反對極左。中國社會經常會讓你處於兩難的處境，你不能一味地妥協敷衍，也不能一味地堅持。賈寶玉是避世的，他沉浸於青春期的感情生活。莊子也是避世的，他沉浸在對玄學的想象裡頭。對於莊子，看他是一種精神的享受，所以老莊不能當飯吃，把莊子當王老吉涼茶喝喝還行。能當飯吃的是孔子，他告訴你各方面的指導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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