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博物館尚未竣工的辦公樓里，即將赴肯尼亞進行水下考古的張威，是當年被俞偉超先生派到國外去學習水下考古的第一人，他回憶說，許多年前，曾有一位英國學者問俞偉超教授，水下考古的經費開支極大，即使發達國家也並不熱衷，中國還那麼窮，你們為什麼現在就要搞水下考古呢？俞先生回答說：“中國的水域那麼遼闊，自古以來，通過海上，東邊和朝鮮半島及日本列島發生聯繫，南邊與南洋群島發生聯繫，往西通過印度洋又和歐洲發生聯繫，我們不搞水下考古行嗎？”
老一輩考古工作者的高瞻遠矚讓範伊然念念不忘，她曾是中國進行水下考古直播的第一人，如今是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工作人員，“水下文物保護是花大錢的事，對於先進技術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一個裝備的好壞甚至關係考古人的生命，一套新型潛水服從幾千元到幾萬元人民幣不等，一套普通的聲呐裝置就要200多萬元人民幣，就連一支深海燈也要近萬元，再加上出海船只、設備維護、海上供給等支出，每一次出海打撈的費用非常驚人。那個時候他們能夠做出那樣的決定，真的令人佩服。”
從成立至今，中國的水下考古一直馬不停蹄。從福建連江縣定海到海南文昌縣寶陵港，從山東長島到廣東新會，範圍涉及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四大海區。張威說，國外羨慕我們有一支專業的水下考古力量，但相對於中國艱巨的水下文物保護工作來說，這些人還是少。過去國家博物館承擔了很多的考古任務，如今國家成立了水下考古中心，有限的力量可以有效整合，地方考古隊買不起的設備、不能獨立完成的工作、進行水下實驗的專項基金都可以由國家統一安排，“十二五”的規劃也在制定。“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水下文物保護與國家海洋戰略的息息相關，這才是最令人欣慰的。”
中國的水下考古初具規模，但制約因素一樣也沒少
朱志雄是廣東省南澳縣雲澳邊防派出所的所長，因為“南澳ⅰ號”，他與他所在的派出所今年3月被國家文物局授予了“文物保護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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