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統合
共同體是廿世紀歐洲人的偉大發明，它是聯邦、邦聯以外另一種政治聯合體的嘗試。從主體上說，成員之間是“互為主體、共有主體”；從治理上說，它是“互有治理、共有治理”；從認同來說，共同體透過機制與共同政策的運作，讓成員間產生了“互有認同、共有認同”的重疊認同。（共同體在強化兩岸重疊認同與推動兩岸共同治理的功能，請分別參考張亞中兩文：〈共同體：兩岸統合與第三憲的樑柱〉，《中國評論》，2009年10月號；〈兩岸和平發展的理論探討〉，《中國評論》，2010年4月號）。為何需要成立共同體，還有一個理由是大家都忽視的，就是“自我需要”。
以歐洲為例，為何歐洲國家會選擇統合？毫無疑問，是統合機制可以解決自身需要解決的問題，最初的六國之所以在煤鋼和以後的共同市場領域進行統合，是因為它符合這些國家的特定利益需求。例如，比利時的煤碳工業和法國的農業等在統合架構中可以獲益良多，然而由於對本國就業水準的考慮，義大利所希望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就不可能納入統合架構中，而只能在傳統的依存架構中進行。
歐洲國家為甚麼會選擇走向統合，而不只是滿足於相互依存的自由貿易關係？歷史的經驗已經告訴歐洲人答案，經濟與社會上的相互依存並不能阻止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某些國家和某些政策領域來說，相互依存的框架並不足夠解決問題，它們需要某種新的架構，即統合機制，一種包含超國家主義在內的機制。這種統合機制有不可逆轉的特性（irreversibility），這可以從制度主義的觀點來看，一旦政府間達成了基本的協議就不再可能輕易地被推翻。例如，即使英國對歐洲共同體經常有不同意見，但是它卻不會選擇退出；一些政策一旦做了決定，就會繼續發展下去。
歐洲學者用“自我拯救論”來描繪歐洲國家參與歐洲共同體的“自我需要”。從歐洲統合的進程來看，“自我需要”的確有它道理。西德決定加入，是為了取得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的機會，經由統合來獲得自己的主權；法國決定主導統合，是希望能經由歐洲共同體讓它再度成為世界的強權，與在農業政策上得到滿足；英國決定加入是為了挽救其逐漸落後歐洲大陸的經濟發展；丹麥、愛爾蘭的加入也是不得不為之；希臘等南歐國家也是經濟的誘因下決定加入。冷戰後中東歐前共黨國家的紛紛加入，也是希望經由歐洲共同體得到安全與經濟發展的保證。另外一群等在外面加入的國家，如烏克蘭等，也是基於同樣的安全與經濟理由，希望參與歐洲聯盟。
兩岸關係自然不是外國關係，兩岸統合是在整個中國的框架內開始進行，而不像歐洲統合是立基於以每個成員主權獨立為前提。不過，做為一個憲政秩序主體，歐洲統合成員的“自我拯救論”應用在兩岸時，同樣可以得到：推動兩岸共同體、共同市場，其實也是台灣的一項自我拯救、或自我需要工程，台北的主體性並不會因為參與兩岸統合機制而受損，反而是更鞏固與擴大。對於北京來說，共同體機制的統合一旦啟動，兩岸的和與合就是一條不會逆轉的道路，它是和平統一的先前階段。
從這些角度來看，兩岸未來要追求的不僅是類似ECFA的自由貿易協定，而是具有統合機制的互動。從認同的角度來看，ECFA無法發揮兩岸共同認同的功能，它與FTA，WTO一樣，其目的只是在於貿易的便捷化與關稅的減免化，屬於物質性的經貿交流，不會涉及政治性的認同，相關經濟體之間仍是各自為政，沒有共建、共治的情形，因此不會產生統合的認同現象，這也是我們如果站在兩岸和平發展的高度來看兩岸經貿關係時，經貿共同體或共同市場是遠遠優於自由貿易協定的。
我們主張在各個領域，包括食品安全、農業、南海、甚而文化、教育等領域都可以推動共同體與共同政策。透過共同體，兩岸可以強化制度認同，透過共同參與、相互學習、共同治理，以為最終的統一創造條件。
身分認同
目前台灣民眾可以免費自由進出日本、英國、愛爾蘭等國家，而不需要任何簽證，但是前往大陸，不僅需要簽注，而且要付一筆費用。這個差異看似不大，但是卻在加速拉開台灣人民與大陸的“異己關係”認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人建議北京同意，台灣民眾憑著身分證或台胞證即可免簽注進入大陸。這樣的解決方式仍然是為了便捷性，並沒有處理兩岸的重疊認同問題。不論是用身分證，還是台胞證，認同的還是原有的政府，重疊認同不會發生。
在《論兩岸統合的路徑》一文中建議，為了創造兩岸的重疊認同，兩岸人民手上未來可以有兩張卡，一是所屬的身分證（護照、台胞證），另一張是認同兩岸為同屬整個中國或中華民族的“中華卡”（Chinese Identity Card，簡稱“華卡”或“C卡”）。
認同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與中國人歷史上用文化來界定認同有著差異之處，西方人從17世紀起，用民族國家、國際法這些概念來區別國民的不同。在民族國家的國際法原則下，各地的華人雖然都是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但是為了符合目前國際社會的規則，分別拿所屬國家的護照，並接受該國的保護。中華卡的構想，這是為了突破傳統以民族國家認定身分的框架。
這張中華卡如何發行？目前在國際間被認可的有兩個中華民族的政府，一個是北京的政府，一個是台北的政府。理論上，“中華卡”應該由這兩個政府共同同意後核發，可是目前的政治情勢以兩岸在人口、幅員上的差距，台灣方面的憂慮可以理解。台北方面可能並不會願意參與這一個歷史的任務。因此，北京政府可以考慮先行承擔此一工作。在“台胞證”外另發行“中華卡”，或考慮以漸進方式取代“台胞證”。“中華卡”的發放可以推展至港、澳地區，以後甚而可以包括全世界的華人。
我的構想是：先成立“中華卡委員會”來承辦此一工作，由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共同組成，用以強調“中華卡”之民族特性。“中華卡委員會”決策後委託北京政府相關單位處理行政事務。因此，在法律的意義上，北京政府是受兩岸四地華人委託後才執行。
包括台灣、港澳的人民，都可以向“中華卡委員會”所委託的行政機構提出申請。擁有“中華卡”的人民可以出入中國大陸、港澳而不再需要額外的簽證。
這張“中華卡”的功能取決於我們希望“中華卡”發揮甚麼樣的效果。如果只是給全球中國人一個方便，那麼它就像是一張“通行卡”，擁有它可以節省金錢與時間。
2008年9月間兩岸統合學會一行十餘人特別前往上海，與上海社科院及東亞研究所的先進們就“中華卡”在世博會推出做為試點的可行性探討，可惜終究沒有成功。2010年4月在日本本棲會議時，海協會張銘清副會長表示，或許可以研究將海西經濟區做為“中華卡”一個試點。我們期望“中華卡”能夠早日出現。
最近一則新聞，台灣的女網球員曾雅妮，因為表現傑出，大陸某企業願意提供巨額贊助，惟其條件是改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曾雅妮表示很難接受這種政治認同的轉變而婉謝。我們如果可以試想，曾雅妮如果擁有“中華卡”，大陸的企業應該會不吝地贊助這位為中華民族爭光的優秀選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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