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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聳人聽聞的“起義”、“大遊行”，香港反對派認爲上街才是真民主。 |
中評社╱題：反對派再次否決政改又如何，作者：劉迺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五區公投起義”鬧劇灰溜溜收場
現在看來，香港新一輪的政改，多半又會被立法會中1/3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告終。
《基本法》其實很民主，它要求對香港政制的改變，一定需要2/3大多數通過。其背後的理念，是雖然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也要照顧社會上明顯有不同意見的少數，彼此通過溝通妥協，互諒互讓，最後達致超過2/3議員所代表的絕大多數市民的同意，才能通過。這理念是十分一貫的，不但1990年通過的《基本法》如是，2004年人大釋法，具體提出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人大常委會批准修改、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特首同意、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的政制發展“五步曲”，也是這個意思。過程中，港人實行高度自治，中央只就啟動和最後的結果行使否決權。
反對派要求的做法，是他們以某些自訂和自己能控制的方法顯示已經掌握某一數量的民意，直接與中央討價還價，要求中央接受他們的訴求，繞過“五部曲”，直接責成特首執行。過程要求完全由他們作主導，中央只能表示同意－－因為不同意便是反民意和反民主，反對派會誓不罷休。而特首則只有按照被脅持了的中央的指示執行，一般市民不但於過程中無從參與，更只能逆來順受。這便是反對派們心目中的民主方式，只因這方式在開始時，會有他們組織的群眾高調上街，他們不但認為這便符合民主，而且還是更加神聖的“直接民主”。
以上把反對派的做法，以抹去他們美化的外衣之後的本來面目放在讀者面前，大家便會清楚，反對派要的並非民主，也不是什麼時間表、路線圖和選舉方法，而是政制發展的主導權。中央把主導權交給香港全體市民和立法會議員的大多數，但反對派則堅持要由他們主導。
對此，與所謂“溫和民主派”終極普選大聯盟的龍頭民主黨黨魁何俊仁溝通的“有授權，有職銜”的中央官員的回應是：“程式一定要走”。其意思是中央既定的“五步曲”一定要走。而特區政府，則一再表示，在《基本法》和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等憲制規範底下，他們提出的政制發展方案，已經把政策用足用盡，再難有太大的退讓，亦不能管2012年之後的事情。亦即是說，中央沒有放棄既定的法制框架，沒有繞過特區政府，與反對派玩密室私相授受的遊戲。這樣一來，反對派面子和裡子都一敗塗地，“溫和”的終極普選大聯盟，與“激進”的社民黨－公民黨聯盟，兩者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的“兩條腿走路”策略徹底失敗。終極普選大聯盟連下台階都找不到，只能於方案公佈之後，立刻把由硬變軟的態度再次硬化，公開與社民黨－公民黨聯盟再度合流。而後者也只能頂住強大的反對民意，灰溜溜的演完早已註定失敗收場的5月16日“五區公投起義”鬧劇。
“民主拒共”與取消功能組別
反對派最近把民生與民主連在一起，企圖藉此拉攏社運，吸引傳媒和群眾。有關的論述如下：香港社會嚴重不公，原因是官商勾結。官商勾結，是因為行政長官並非市民選出來的，而是由中央欽點，通過小圈子選舉產生的。他因而毋須向市民負責，只需要討好中央和為大財團利益壟斷的選舉委員會；而縱使他想有所作為，也因為缺乏認受性，致一籌莫展。另一方面，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議席亦同樣因為並非市民選出來的，只會為大財團利益服務，和做為特區政府保駕護航的保皇黨，而不能對政府作出應有的監督制衡，不能維護一般市民的利益。因此，社會不公的根源就是政治不民主，就是因為沒有普選。所以，要扭轉社會不公，就要趕快實行全面普選，全面取消功能議席。但是香港之所以至今仍未全面落實普選，是中央沒有誠意讓香港實行真民主，原因是執政的中共是反民主的，內地也沒有民主，並且害怕香港的民主會向內地滲透和蔓延。
很明顯，這是一個完全經不起深入推敲的粗疏論述，但正正是因為粗疏，所以簡單而有煽動力，不出幾句話，便一下子把貧富不均、管治失誤、沒有民主、中共不義等等，都似是而非的串連在一起。在時下的反智和情緒化的香港，特別在一些“憤青”中間，大有市場。大家不妨隨時進入幾個香港流行的時事討論區，或者收聽小眾的網絡電台，幾疑是回到冷戰的反共高峰期。
反對派長期推動“民主拒共”，心底裡其實就是不接受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憲制地位，和不相信中共會給香港民主。所以才要求中央公開再次確認於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真民主”，並且以此為支持政改的底線之一。中央有關官員再三聲明2017“可以”由普選產生特首，之後立法會議員全面由普選產生，是中央莊嚴的承諾，並且以交通燈作比喻，說明2007年人大決議用“可以”而不用“必定”之類的字眼的原因，他們依然置若妄聞。於此可見，這要求只是一個藉口，中央即便再作重申也沒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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