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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平先生 |
中評社╱題：如何提升香港的管治－－訪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 作者：劉迺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近大半年來，香港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是“管治”。特區政府該怎樣做，才能達致良好管治？這問題過去12年來一直困擾回歸之後的香港。當了數十年政務官員，最後從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問責崗位退休的王永平先生，近來從其獨特的經歷和角度，發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和討論。本期我們走訪王永平先生，正面探討香港的管治問題。
管治問題是否存在？
王永平：與其我回答你們的問題，還不如我先開頭。我來的時候覺得你們會問香港最近幾年的一般情況怎麼樣，我做了一點功課，因為我認為評論必須要客觀。香港有大學長期做民意調查，不要看一次兩次，要看一年兩年，看趨勢，這樣你會覺得它是客觀地反映期間的變化。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剛發表了最新的民意調查報告，包括幾方面。第一是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及特首的滿意程度；另一個是市民對香港的問責制的滿意程度；第三個是市民對中央對港政策的滿意程度。
根據調查結果，07年7月時，市民對特區政府的表現不滿意的有9.4%，滿意的是40.4%；到了09年7月，不滿意的上升到23.8%，滿意的則跌到20.4%。情況是一個多了成倍，一個跌了一半，可謂完全翻轉。這不是突然間跌下來而是一路慢慢下跌的，顯示出市民對政府的觀感差了很多。再看對特首的滿意程度，07年7月時的民調評分是66.7%，到了兩年之後的今天，跌至53.2%，雖然五十幾的滿意度是相對高，但趨勢是下降的。
對問責制的評分，07年7月時是59.3%，評分相當高，到了這個月，是45.3%，又是一個向下的趨勢。問責制在香港是從2002年開始，當時董建華民望不高，但問責制推出後，市民是普遍接受的。講到問責制，我們國家現在也在實行，最近更是加強問責。相比之下，香港市民對問責制的印象在這兩年變差了。
市民對政府的施政不滿意，影響了市民對中央對港政策的滿意程度，07年7月時，滿意的人數是46.4%，不滿意的是8.8%；到了今天，滿意的跌到34%，不滿意則上升到15%。整體而言，市民其實對中央政府的信心或是支持程度的下落程度，沒有對特區政府那麼快。
劉迺強：這就聯繫到了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香港存在一個管治問題。管治問題可謂見仁見智，你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香港有沒有管治問題呢？以及管治問題究竟是一個甚麼問題？
王永平：談管治問題，首先要看定義。如果你把管治問題的定義定得嚴格，即香港會否失控，治安會否變差，政府會否受到衝擊等，那麼，香港就不存在管治問題。現時香港社會相當穩定，政府日常工作如常，犯罪率偏低。但如果你把管治問題定義為市民對政府越來越不滿意，或者越來越感到疏離，覺得政府幫他不到等等，那香港算是出了問題。從先前的數字就可以看到，短短兩年來倏地成倍下跌，不可能說沒問題吧。
換句話說，市民對政府的日常施政沒有感到非常不滿，但卻總是對政府表現不滿意。對於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這肯定是個問題。
市民對政府印象確實變差了
劉迺強：在servicemarketing，有個概念叫emotionalaccount，即是說我買了你的服務，也不可能次次都滿意，滿意度自然不斷下降。同一個道理，對一個政府來說，開始時，肯定有個“蜜月期”。外國也一樣，現在批評奧巴馬的人也多了很多。
王永平：你說得對。在一個開放、多元化的社會，其實內地也一樣，人民對政府的要求越來越高。今天要求你做100分，明天就會要求你做110分，這是每個政府須面對的挑戰。
劉迺強：所以，當你只做到99分或者98分，就一定會不滿意了。
王永平：奧巴馬也好，全世只領導人都是如此。所以政府一定要做得越來越好。另外一點值得談談，有人認為“反對派”影響市民對政府的支持。其實亞太研究所長期做的政黨調查顯示，政黨（包括反對派）只代表約3成的民意，比如說，民建聯代表10%，民主黨10%，公民黨7-8%，算上其他政黨的幾個百分點，加在一起也就才30%的民意。市民不滿意政府，不代表他們對政黨的滿意度提高，很多時後者同樣下降。從這個角度看，沒有此消彼長的情況。所以，政府在市民的心目中的印象確實是變差了，至於變差的原因在哪，是另一個話題。
管治問題出在哪裡
劉迺強：那麼，你認為管治問題出在哪些地方？比如，這些年的內耗那麼大，它的問題究竟在哪呢？
王永平：有幾個因素。第一個，在08年大概5月，政府宣佈擴大問責制，這是一個轉折點：特首民望從60多點一下跌到50幾點，翻不了身。這是因為在處理方面確實出了點問題，無論是委任、薪酬、國籍等。比如，在委任時，有些副局長還保留外國居留權，即所謂外國護照。當報紙報導出來後，政府的辯護是基本法沒有規定他們不可以有外國護照。我當時也講了，這不是一個合法與否的問題。副局長是我們政府的第二梯隊，整個構思是以此培養治港的領袖。政府以為市民是眼紅人家有外國護照。其實香港不少人有外國護照，在這件事上，市民的看法是：為甚麼你要做治港的領導人，卻一點承擔都沒有？為甚麼你不可以放棄外國居留權？說到底，香港已經回歸十年多，做到副局長，還需要買保險？所以，這是一個致命傷。另一個致命傷是很多人認為委任不清不楚，為甚麼會委任他？還有是薪酬。開始不肯講清楚，公佈的時候市民就發現原來有政治助理拿比他以前多幾倍的月薪。這就是轉捩點的來由。
之後呢，有一些政策處理得不好，比如外傭稅啦、生果金啦，給人印象好像事前想得不周詳。又好像醫療改革、公共廣播，似乎碰到爭議性就不擱置不做。形成的印象就是與最早講的“以民為本、強政勵治”的理念不配合，因此影響了市民的看法。最新的例子包括因為薪酬問題，警員工會號召會員上街，結果警務處長答應幫他們爭取，包括把薪酬追溯到以前，令市民感覺政府好像失了方寸。
另外一個問題，我發覺這一年來，有幾件事加深了市民對所謂“官商勾結”的疑慮。這只是觀感，一定要說清楚，是沒有證據，我也不相信是事實。但就政治而言，在香港的傳媒環境下，僅是觀感就可以炒得很要緊。比如說退休公務員梁展文，前房屋署署長，政府批准他去地產商那裡工作，然後在批准過程中，官員說不記得他以前處理過一單很具爭議性的地產事件叫紅灣半島。這件事引起很大的風波，政府後來取消了這個批准，但立法會成立了調查委員會，繼續調查。在調查過程中，涉事的地產商就要求司法覆核，說立法會沒有權力查。
這予市民的印象就好像是：商人很厲害。你召我去，我司法覆核你。嚴格說，他是完全有法律權利這樣做，我們是法治社會。但從觀感上看，這就予人“有錢大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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