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4日電／ 深圳特區報作者文章說：我是沿著郭沫若先生的路子來理解屈原的。一是他的《屈原研究》，一是他的《屈原》話劇。我承認，當我們距離背誦《離騷》的年代越來越遠的時候，而話劇的《屈原》卻一度讓我進入了對話狀態。應當說，我是先閱讀話劇《屈原》之後，再反過來閱讀《屈原研究》的。由此又進一步，想到了古代關於屈原的戲劇，也讓我著迷。其實我發現，古今以來，人們對屈原用戲劇的方式解讀時，不外兩點。其一，是失意知識分子取其孤憤之情以自擬；其二，是愛國志士慕其愛國之志欲救亡。因而，古今戲劇，無非這兩種演繹。漢末借屈原忠貞用心，以維護漢室；宋人讚美屈原，是因為宋金之戰，有國破之危。元雜劇對屈原有非議與貶斥，是反對他的愚忠，因為要反對蒙古人的統治。到了上世紀４０年代，全民抗戰，屈原再次作為旗幟被郭沫若舉起。這些都是戲劇史家的共識。郭沫若之後，上世紀７０年代，中國的湖南有一個盛和煜，他是荒村野嶺孤獨無著的下鄉知青，在讀屈原《離騷》之時，突然與屈原的孤憤相通，這種感覺就是他以後寫湘劇《山鬼》的心理基礎。
我想，中國就一個屈原，卻有諸多戲劇家的不同解讀。在屈原藝術形象的塑造上，這些後屈原時代的戲劇家，不是以時代的需要，就是以個人的理解，讓屈原穿越在千百年的戲劇舞台上，給我們留下了變幻不定的藝術形象。這是十分有趣的。
失意才子孤憤之作以自述
屈原戲曲史家吳柏森先生在他的“古代屈原戲曲研究”中，以清代戲曲為例，梳理了清代幾位戲劇家的屈原戲曲作品。有尤侗的《讀離騷》，有鄭瑜的《汨羅江》，有張堅的《懷沙記》，這三出戲均屬學子悲憤之作，對屈原悲劇人生的刻畫與解讀，都深深打上了自己的生活寄寓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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