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譯完《修道院紀事》後，范維信又翻譯了薩拉馬戈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失明症漫記》。他說，翻譯完《修道院紀事》後，再翻譯《失明症漫記》就像“玩兒”一樣，非常輕鬆。
《失明症漫記》寫於1995年，這部作品的創作緣於作家本人的一次眼疾，薩拉馬戈以卡夫卡式的筆調叙述人們一夜間突然陷入集體失明，從中呈現出了人類最醜陋的欲望和不可救藥的脆弱。作品情節離奇怪誕，想像力豐富，觀點尖銳，被認為是自法國作家加繆的《鼠疫》之後，對疾病和災難題材的又一次“文學探險”。
范維信告訴記者，這部作品曾被香港話劇團、中國國家話劇院改編成話劇搬上舞台。他看完中國國家話劇院的改編自《失明症漫記》的《失明的城市》後，特意找出了改編自這部小說的電影《盲目》來作了一個比較。《盲目》是第6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開幕影片，雖然之前薩拉馬戈竭力反對將自己的小說改編為電影，但事後，對這部改編並不太成功的電影和巴西導演費爾南多.梅雷萊斯卻表現出了諸多的寬容和欣賞，並說自己很喜歡這部影片。
范維信說，雖然國家話劇院《失明的城市》隱去了小說中很多的與性相關的情節，但由於它截取了小說中最具震撼力的一幕，反而使它比電影具有更大的震撼。
薩拉馬戈治好眼疾之後，又創作了一部名為《複明症》的小說。
“我講故事就如同做椅子”
范維信告訴記者，在他們的交往中，除了文學，薩拉馬戈很少談及別的話題。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在接受西班牙國家電視台的採訪中，薩拉馬戈相當坦率地談到自己的童年、寫作和信仰。他說他只是一個普通孩子，在公共圖書館里與文學相遇。他承認自己有寫作方面的才能，但卻反對將這種才能神秘化。他反對文學的責任，反對將文學工具化。他認為文學不能改變社會，相反，社會的進程能給文學以影響。
除了作家，薩拉馬戈還是一名基層的葡萄牙共產黨員，據說他的口袋里永遠裝著黨證。他在1969年加入共產黨，一直到他生命結束，他從未想放棄自己的信仰。他說他永遠屬於葡萄牙人民。寫作、講故事於他而言，就如同做椅子。他只是想把椅子做得更結實更漂亮更藝術。
獲得諾貝爾獎並沒有改變他，他說他還是原來的他，他的思想不會改變，他和世界、和人們的關係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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