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還應以協調勞動關係三方中“調停者”的身份，大力推動勞資集體協商談判。此時，就需要黨政幹部能夠了解、熟悉和把握集體談判的作用、形式、程序等，制定協商規則、監管協商程序。以集體協商平等談判的機制，保障勞方的“集體議價權”，使勞動者合情合理合法的訴求得到滿足；同時保護企業行政方的“還價權”，使勞資雙方尋找出一個利益平衡點。
此外有關專家提出，一些地方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外向型經濟相對集中的地方，特別要集中清理解決久拖不決的勞資信訪積案，並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建設好，把幹部下基層摸排矛盾、就地化解矛盾組織好，把勞資糾紛領域的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建立健全起來，努力在第一時間、第一地點低成本、高效率地化解勞資矛盾糾紛。
在不久前結束的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上，高層明確提出，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一切管理服務都要著眼於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這些認識對於做好“新社會組織”、“新經濟組織”的管理服務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中央的要求，應積極推動在新經濟組織中建立黨團組織、工會組織，加強法制教育培訓，加強對貫徹《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檢查，加強對勞動者的人文關懷。
“面對勞資矛盾高發，黨政幹部既不應無動於衷，也不要驚慌失措，應通過加強相關知識的學習，在實踐中摸索和增長調處勞資矛盾的有效經驗”，龔維斌說。
善用工會化解矛盾
在現行體制下，工會要真正發揮出應有的效用，需要各級黨政部門的強力支持。而支持的前提是，黨政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能夠了解、認清工會組織在構建和諧勞動關係中的獨特作用。
“我們給一些黨政幹部講課時發現，他們對工會是幹什麼的根本不了解，就更談不上支持工會工作，善用工會解決矛盾了”，歐陽駿說。
“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是工會安身立命的最重要職責，但是現在工會組織身上背負著一些不應有的東西”，作為工會研究專家，常年在基層調研的許曉軍對本刊記者表示，“甚至還有地方讓工會每年落實幾千萬的招商引資任務，或者讓工會去忙徵地拆遷，這是很荒唐的事情。”
在近期發生的一些勞資矛盾事件中，所在地的工會表現不能令職工和社會公眾滿意。“有為才能有位”。在受訪專家看來，工會要在調處勞資矛盾中發揮作用，需要把握三個關鍵點。
其一，立場準確。工會是勞動者權益的最權威維護者，工會幹部首先把立場穩穩站在勞動者一方，將職工合情合理合法的訴求總結起來，代表他們與資方談判，與政府交涉，實現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最大化。
其二，程序合法。在一些地方黨政部門眼中，工會往往被當成維穩的工具，而工會的主要職責卻是維權。“在調處勞資矛盾時，工會應把握‘先維權再維穩’的原則，只有把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護好了，工人信任工會了，才能為維穩創造有利條件。”許曉軍認為。
其三，有序維權。勞資矛盾反映的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工人的訴求長期得不到紓解，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加之一些地方工會組織不健全、作用虛置，導致一些停工事件以自發組織的形式爆發出來。
“對此，工會組織不能一味消極看待，不應排斥、壓制工人的某些舉動，而應通過加強自身建設、正面引導等方式，將這些維權活動納入到工會組織正常的維權機制中來。避免境外‘民運’勢力插手職工維權活動，煽動所謂‘工運’”，許曉軍說，“將自救的、無序的維權，轉化為社會救濟的、有序的維權，盡量避免自發的超越法律邊界的維權行為，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和維權權利。”
“這些勞動關係和工運知識，光給工會幹部講還遠遠不夠。我們現在更多地是通過工會系統的渠道，給主管的黨政領導講，之後再給‘一把手’講。”歐陽駿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