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初，浙江省開始了第五輪強縣擴權改革。
與以往不同的是，當年8月該省還配套出台了《浙江省加強縣級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職能若干規定》，這是全國範圍內首部關於“擴權強縣”的省級政府規章。
這個規章規定，凡是法律、法規、規章明確以外的省和設區市的管理權限，除規劃建設、重要資源配置、重大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外，其他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原則上應當交由縣（市）政府或其相關主管部門行使。
也就是說，義烏的經驗已經開始在浙江全省推廣。
不過，這次推廣並沒有把義烏所獲得的權限全部放出去，也就是說浙江其他縣並沒有獲得義烏試點時全部的權力。
沈建明認為，省管縣的核心不是誰來管，不全部是權力轉移，而是一個鬆綁的概念。他介紹說，浙江下放權限的同時，也在進行省級審批事項的削減。
浙江從1999年開始，省級審批權限從3200多項減少到600多項。“我們的改革就是調動積極性，多給縣一些積極性、發展權，理論上它會發展得快一些。”
縣級政府權力擴大的同時，也必然會帶來市、縣之間的一些博弈。
在義烏，很多政府工作人員都願意談擴權好，但不願跟過去對比。“老是說來說去，你說市裡會怎麼想？現在畢竟還屬於他們管啊。”一位公務員說。
在目前，省管縣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浙江的財政體制的省管縣模式，一種是海南的行政省管縣模式。
海南由於面積小具有省直管縣的天然優勢，而面積大的省份則會面臨很多麻煩。
而義烏的一位公務員認為，浙江的擴權強縣改革已經到了一個瓶頸。“該放的權都已經放了，以後怎麼辦？再改就涉及太多地方了。”
他跟記者探討時提出一個問題：如果行政省管縣，到底是地級市降一級，還是縣（市）升一級？
不僅是級別問題，也有人擔心，如果省直管縣，每個縣都有做大的衝動，會不會帶來重複建設的問題？市與市之間的行政壁壘消失後，會不會變成更多的縣與縣之間的行政壁壘？
在一些專家看來，這些都只是技術問題，還不是深層次的障礙。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我國是一個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沒有“縣域”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國的現代化。“省直管縣”對於壯大縣域經濟、促進城鄉一體化新格局的形成、加快城市化進程都具有重大意義。
浙江省委黨校教授、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何顯明認為：“在中國，縣一級政權非常關鍵，縣級政府的行政自主性是最強的，省直管縣最能調動的就是縣級政權的主動性。”
湖南省委黨校經濟部主任易可君認為，“市管縣”體制下過多的行政層級造成管理效率低下。
在遲福林看來，不管是浙江模式，還是海南模式，都代表了一種方向，即從財政的省管縣逐步過渡到行政的省管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