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5日電／上海商報14日刊登署名鄧聿文的文章指出，要促使地方政府積極建設保障住房，在未能改革央地財政體制，賦予地方更多徵稅權的情況下，國家無疑應承擔更大責任，不能把保障房建設僅看作是地方的職責。文章摘錄如下：
7月份的宏觀經濟數據已經出爐。對房地產而言，也迎來了一個敏感的調控時間“窗口”。
假如調控的力度把握不好，為防經濟二次探底，而放鬆已有的緊縮政策，那麼，極可能使來之不易的調控成果毀於一旦；而為紆解民怨，進一步收緊政策以強行降低房價，則可能會傷及經濟。
從歷年經驗看，處理好房地產與宏觀經濟發展關係的一個關鍵，是房地產開發投資要保持一定增長。而在“兩難”局勢下推進調控，重點之一是落實好保障性住房計劃，同時強化政策的執行力來干預市場預期。
過去的歷次調控，在增加供給，特別是增加中小戶型的商品房、經濟適用房以及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中國房價過高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長期以來我們沒有投入多少資金和土地去建設各種保障性住房，致使其供給缺口太大，從而導致巨大的住房需求全部擁擠到商品房市場，這勢必會使得商品房價格飈升。而實踐證明，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各類保障性住房的大量入市，對緩解供需矛盾，降低房價，有顯著效果。
鑒於此，此次房地產調控，亦強調加大土地供應，改變過去“面粉”貴過“面包”的局面。目前僅有天津、北京和江蘇等少數地方實現了保障性住房用地的時間過半，任務完成過半。其餘近30個省市區未能完成供地計劃。地方政府之所以對建設保障性住房不熱情，根源還在於其影響財政收入。
因此，要促使地方政府積極建設保障住房，在未能改革央地財政體制，賦予地方更多徵稅權的情況下，國家無疑應承擔更大責任，不能把保障房建設僅看作是地方的職責。具體來說，國家可以利用強大的財政能力，對地方因出讓保障住房用地而減少的土地差額收入和稅收優惠導致的損失一並補償給地方，以引導地方完成國家的供地計劃。目前國家的財力雄厚，額外支出的這4000億元，並不會影響其他民生項目的支出。
城市化使得居民對住房的需求難以逆轉。在此背景下，單靠政府短期政策嚴控房價，終究不是長久之計。要使高房價降下來而又不損及市場的因子和規則，必須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在制度和長期的體制上有所突破。而眼下的“兩難”局面，則考驗著調控當局的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