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至今，中國已擁有40處世界遺產，在全球900多處的總量中位列第三。
今年《世界遺產公約》187個成員國總共派出了800多人出席世界遺產大會，其中僅中國就派出了近百人，不少中國與會者表示“抱著學習和了解的目的”。
據國家文物局公布的數據，目前列入中國世界遺產預備清單項目的精確數字是35個，而多項目捆綁的“中國申遺模式”意味著這一數字所囊括的景點多達100個，申報工作最樂觀估計也要半個世紀才能完成——那些仍在申遺下游“孜孜不倦”做著努力的城市，尚不在此列。
今年端午，江蘇蘇州和湖北秭歸兩城之間關於“何人、何地”是端午節起源的一場口水仗引發社會關注。端午節“歸屬”之爭，是當下中國各地“文化遺產爭奪戰”中的一例，更是中國申遺鏈條最下游的真實生態寫照。
從炎帝、堯帝、舜帝，到老子、薑尚、皇甫謐，再到諸葛亮、趙雲、李白、曹雪芹，乃至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如西門慶等“名人故里”紛爭四起。而新版《三國演義》電視劇近期在全國的熱播，更讓諸葛亮究竟躬耕於何處的問題提上案頭，讓河南南陽、湖北襄樊(古襄陽所在地)和山東臨沂三地再掀爭論。
若將名人故里爭奪白熱化放置於中國申遺熱的大背景下衡量，這一怪現狀便有了合理解釋——絕非社會經濟發展後傳統文化熱情的蘇醒，而是強大的經濟利益驅動下的資源經濟博弈——有數據顯示，僅各地圍繞炎帝故里的經濟營銷，從生態文化、生態宜居到低碳環保、循環經濟，投資總額就突破百億大關。如此大規模的投資所要求的回報如何收回？不能不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有趣的是，相對其他國家相對冷靜的態度，中國景點慣常做法是年複一年申報，例如今年入選的“天地之中”便是去年落敗的“嵩山”。
事實上，根據《公約》，世界遺產除了意味著榮譽或旅遊招牌，更是對遺產保護的鄭重承諾。一項世界遺產在遭受天災、人禍時，可以得到全人類力量的協助救災，保存原跡——這一最基本的精神和準則，早已在地方政府“世界遺產帶來多少收益”的盤算中，被遺忘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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