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定會從戰略層面看待其他大國崛起對自己的影響，會從長期性的趨勢來衡量大國關係的變化，貫穿其中的主要是實力邏輯，而不是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考慮。這種思考方式，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最有代表性。他在20多年前寫過一本書《大國的興衰》，就是從經濟、人口變遷的角度，分析了近五百年來的大國關係變化，他說大國關係和世界政治最常見的矛盾，就在於大國的不同經濟增長速度，導致大國力量對比關係發生相對變化，從而產生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不平衡，由此又形成所謂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間的結構性對立。
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忌憚，因此來自於其他大國與美國經濟力量對比關係的變化，但又絕不僅僅在經濟層面。與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流行語言相比，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盛行於歐洲和美國的卻是“日本威脅論”。美國學者喬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合著、1991年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戰爭》，就是“日本威脅論”在戰略思維上的表現。
從表面來看，上世紀90年代前後“日本威脅論”在美國的興起，是起因於人們所熟知的美日貿易摩擦，以及日對美的巨額貿易順差和日本國內市場的相對封閉。然而，《下一次美日戰爭》的兩位作者卻告訴人們：美日摩擦的根本原因是美國擔心日本將會利用其強大經濟實力取得對西太平洋事務的控制主導權。日本經濟崛起後，如果以此為突破口，擴大在亞洲的政治地盤，重新在軍事上武裝自己，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其全球戰略部署和作為霸權國家的地位便會受到挑戰，這是美國不能夠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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