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話
“增強獨立性是工會改革出路”
新京報：從“福利工會”轉變到現在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工會，你怎麼看待這個變化？
鄧國勝（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以前計劃經濟時代中國是“單位制”，個人生老病死全部通過單位系統來完成訴求和表達，無須借助工會。這樣的體制之下，工會發揮自身作用的機會不多。現在單位制已經衰敗瓦解了，就業是靈活的，這樣工會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
新京報：除了微觀的維權之外，宏觀來看，工會的作用和價值最主要體現在哪裡？
鄧國勝：如果通過分散的個體維護權益，會造成社會的無序：首先資方難以顧及這些訴求，再有就是容易引發極端暴力行為，工會組織的存在有利於社會穩定。不過必須指出，很多時候工會做得還不夠，比如“富士康事件”中，工會嚴重缺位。
新京報：目前的工會是否能夠滿足社會需求？還需要怎樣的變革？
鄧國勝：這些年工會有很大進步，但其活力仍然不能夠滿足所有職工的利益需求，仍然需要改革，改革的出路是必須強化獨立性。目前很多基層工會還存在國企工會無作為、私企工會站在資方一邊、不能維護職工利益的問題。強化獨立性的首要一點，是工會主席要進行真正的選舉，不能由上級任免。
另外，職工也必須積極參與工會生活，老百姓很多時候是事不關己便不予理會，這也是制約工會發展的一個弊端。
■ 人物
工會主席越管越“寬”
兩名公務員、兩名助理、3名協管員，這是龍潭街道工會主席劉銳的全部“人馬”。每日，這支“部隊”要忙碌到晚上6時。
“過去，我們只管檢查企業發放的工資是不是達到了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現在需要幫助每個單位的職工同老板協商。”劉銳說。如果遇到轄區單位發生勞資糾紛問題，3個協管員還需要幫忙調解。調解中，劉銳發現很多職工不太懂法，於是便定期“普法”，開設了法律講座。後來，除了勞動方面的法規之外，針對時下離婚率上升、財產繼承日益複雜等社會問題，講座的內容又加入了婚姻法、繼承法。
有年輕人反映，長期在寫字樓裡悶頭工作，婚姻狀況不好解決。於是，街道工會又專門為此研製了一套幫助單身職工“婚配”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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