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轉型和設計的重點
面對中國成為第二大世界經濟體面臨的新挑戰，中國戰略轉型和設計的重點是要抓緊制定中國的大戰略，在戰略設計、道統重建和制度創新上下功夫，積極應對全球化和信息化帶來的挑戰。
首先，積極設計大戰略，強基固本。面對新世紀的複雜挑戰，從戰略全局出發，戰略的設計應該牢牢把握國家利益格局變化的方向，統籌好本國利益、他國利益和全人類共同利益，努力增強外交服務多樣化利益的能力。具體來說，設計大戰略需要做好四項統籌。
一是統籌國際、國家和國內，提高外交統攬全局能力。近年來，現代外交中遭遇的諸如金融危機、氣候變化、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匯率、地區熱點問題等，都已經上升到戰略全局的高度，不僅事關國際大局，也關乎國內發展大局，每一個選擇都會通過股市、匯市、房市等牽動著一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節奏和進程，外交的敏感性、脆弱性、影響力都顯著增強。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轉化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大事，比如汶川地震、三鹿奶粉產品質量問題等；同樣，國際上發生的所有大事都會牽連中國。這就要求外交必須牢牢做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高統攬外交全局的能力。
二是統籌地區、國別與領域，提高外交防範風險和危機應對能力。在國際舞台上，國家面臨的問題已不再是某一個領域和地區的功能性問題，而是涉及幾乎所有領域和地區的結構性問題，國別性問題、地區性問題和各個功能性領域的問題交織在一起，在一個領域外交中不足掛齒的小事，放在某一個特定地區就可能變成事關全局的大事，此種變化增大了外交運籌的難度。比如奧運聖火傳遞本來是一樁純粹的體育活動，但在傳遞過程中在某些地區就因為個別政治勢力的阻撓而演變成事關中國外交全局的大事。全球發展要求現代外交必須要努力統籌國別、區域外交與領域外交，提高外交風險防範和危機應對的能力。
三是統籌單邊、雙邊與多邊，提高外交綜合協調能力。參與全球化進程，使任何一個國家面臨的問題也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分散性問題，而是彼此密切相關的系統性問題。原先屬於雙邊外交解決的問題越來越需要通過多邊渠道才能解決，在多邊國際舞台上的問題也離不開密集的雙邊接觸，氣候變化問題、朝鮮核問題、伊拉克問題、金融峰會治理金融危機等，都是如此。這就要求外交必須注重統籌雙邊和多邊，加強協調，提高中國外交綜合協調的能力。
四是統籌國家利益、他國利益和全人類共同利益，提高外交社會服務能力。全球性問題在20世紀中葉的集中爆發，把人類推向了致命危險的邊緣，人們日益面臨資源短缺、生態危機、核冬天災難、生物多樣性喪失、德性衰敗等嚴峻的社會危機。全球性問題的大量湧現，促進了全球相互依賴和命運共同體的關注。全球性問題引發了全球性意識與全球價值的確立，這一重要發展有力的超越了束縛公民社會全球化的國界障礙，促進了公民身份的全球化，人民標準逐漸超越國家標準。在此背景下，國家利益的內涵和外延都在發生重要的變化。尤其是經貿交流、社會往來和國家間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上升，擺在國家面前的議題越來越複雜而多樣，議題與議題彼此交錯，形成了一種“議題網”的格局。身陷議題網的國家如何判斷和甄別在具體議題上的國家利益，越來越成為一個專業化且難以解決的問題。
其次，振奮民族精神，重整道統。在全球化時代，幾乎任何一個國家都面臨著“我們是誰？”的疑問。在“用腳投票”的流動性社會，中國無法回避來自多元移民社群的衝擊，各種超國家認同、次國家認同、族群認同都在慢慢影響著中華民族認同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在現代化、市場化、全球化等浪潮的推動下，經濟成分、社會階層和思想文化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從而出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多樣化的社會階層和多元化的理論思潮。各種西方哲學思潮在中國社會快速傳播，各種傳統文化形式不斷湧現，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正如有些學者總結的那樣，“‘中華民族’的符號已經由原來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等政治性符號演變成了‘黃帝’、‘炎黃’、‘黃河’、‘長江’、‘長城’、‘龍’等文化符號”，“儒家文化和傳統再次被認同，奉為代表中華民族的符號，以象徵民族的政治團結和文化統一”。民族主義在中國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成為改革開放後最能夠整合民族與社會的力量。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現代國家範圍內，民族主義的復興必須伴隨其存在基礎的鞏固，必須有意識地將民族主義潮流加以正確引導，使之匯集成為塑造國家認同的強大動力。特別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個人和集團能量快速提升，如果不能將其納入國家認同的框架之中，就會成為民族分離主義和國家分裂的破壞性力量。
因此，中國需要高舉中華價值和中華民族文明的旗幟，挖掘優秀民族文化精神，推動歷代先賢承繼下來的中華道統的創造性轉化，確立適應全球化時代要求的中華價值系統，使之成為振奮國民團結奮鬥的旗幟。因此，置身於全球化時代，中國國家認同建設的主要任務就是大力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振奮民族精神。特別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以及開放國門參與世界的歷史性變革，對整個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何在市場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社會發展中，超越不同階層、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政黨、不同意識形態的差異和隔閡，創新政治認同建設的機制，建立新的民族團結與各地方、社會群體以及具有公民身份的各民族成員對國家認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任務。
最後，大力推進國家轉型，制度創新。從根本上來說，民族國家是一個國家適應工業化時代的制度表達形式，也被稱之為資源提取效率最高、功能最為強大的現代組織形式。然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民族國家正在慢慢失去其制度優勢，“全球化的國家”（globalizedstate）的理念不脛而走：對內逐漸從硬統治向軟治理和善治轉型，對外逐漸從領土型國家向認同型國家轉型。這就呼籲中國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國際制度領域進行一系列的改革與創新，以適應全球化時代。
從制度形態上來看，中國國家轉型意味著必須適應市場化和全球化的要求，對政府行政體制、稅收體制、金融體制和企業制度進行調整和改革，建立能夠發揮市場功能的政府體制和制度框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乎每幾年就進行一次政府機構改革，為不斷發展的市場導向的經濟提供制度基礎。從根本上來說，我國政府機構改革是努力使得國家機構更加合理化，提高功能、效率和可信度。除了通過政府機構改革以調整國家和市場的關係之外，我國還推進了從財政放權、利改稅到分稅制的稅收體制改革，實施了以加強中國人民銀行和重組銀行體系為主要內容的金融體制改革和以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為主要內容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向著現代經濟國家的方向前進。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市場化戰略的推進，加快制度創新，推動國家轉型越來越成為關乎中國戰略全局的要害。其中，加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核心作用十分關鍵。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發展有著自身的邏輯，未必一定要完全遵循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多樣化社會來說，在急速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帶有穩健色彩的政黨發展道路或許是一項具有社會意義的戰略。 |
